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酝酿着重大调整,由之前的“援蒋抗日”向“扶蒋反共”转变。在这一进程中,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特使马歇尔由于各种原因先后折戟于国共两党的调停工作,中国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亟需一位新的在华代言人以缓和两党矛盾,维护其在华权益。　　 由于具备长期在华的生活经历、与国共双方良好的人脉关系及在中国社会广泛的影响,加上积极协助马歇尔调停国共争端的态度,年过古稀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最终被马歇尔选中,踌躇满志地接过这一艰巨重任,成为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　　 而身为传教士和教育家的司徒雷登上任后,即与美国务院产生了诸多摩擦,有的甚至还引起了两国间的误会和冲突。他们间的龃龉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如何援蒋及援蒋的力度方面。从1947年开始,司徒雷登即积极主张全面增加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既包括军事方面也包括经济方面,甚至希望由美国政府直接介入内战。但国务院却再三拒斥了他的意见,因为当时美国政府深知对这样一个腐败的政府大规模援助毫无意义。而如果由美国亲自出马全面介入,则又不符合以遏制莫斯科为首要任务的全球战略。　　 二是如何对待联合政府的态度方面。在为蒋介石争取大规模美援失败后,司徒雷登对成立国共两党联合政府又报以了非同寻常的热情。从1948年起,司徒雷登全然不顾国务院的态度与属下的意见,四处鼓吹他的联合政府设想,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最佳的办法在与恢复国共谈判。1949年初蒋介石引退后,为了实现两党停战、建立联合政府,司徒雷登甚至自作主张,以损害美国利益为条件来换取苏联的支持。对此国务院不得不屡次对他施以斥责,再三告诫他美国政府不会介入到任何联合政府的行动中去。　　 三是如何与共产党政权发展关系方面,即是否与中共高层接触及要不要马上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擅自向中共发出了和解的信号,并以私人身份极力要求北上会见中共高层。在随后与黄华的接洽中司徒雷登还主动口头答应给予新中国2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恢复生产,并多次委托民主人士北上向中共高层传递希望会面的信号。但由于顾及到美国国内的反共舆论压力和美国当时的全球战略,更由于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共本质与决策的摇摆不定,美国政府最终还是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北上之行。甚至在离华之后,司徒雷登还不断呼吁承认共产党政权,并试图回到中国大陆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对此国务院不得不对其下达了“封口令”,以免在当时院外援华集团质疑“谁弄丢了中国”的敏感时期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之所以司徒雷登的行为常常超出一名外交官的职业准则,对美国政府的方针政策视而不见、违背再三,主要是原因:　　 一是司徒雷登对中国极为深厚的特殊感情与中国情结。他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深爱着中国,始终对它念念不忘。这就造成了他在思考问题和做出决策时常常将中国放到一个不应有的战略高度,与美国政府的全球整体战略政策并不相容,这也是他与国务院产生诸多矛盾最主要的原因。　　 二是司徒雷登与蒋介石非同寻常的长期友谊,以及他对蒋介石发自肺腑的崇敬与信任之情。他与蒋介石拥有共同的信仰,他对蒋皈依基督也感到由衷地欣慰,这就造成他长期固执地偏袒蒋介石,被其虚伪的假象蒙蔽了双眼,深陷“个人崇拜”的泥潭不能自拔。　　 三是司徒雷登骨子里的基督教传教士天性。他的基督教信仰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并影响着他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他与国务院摩擦不断的根本原因。对基督教的忠贞信仰既是他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在中国争取和平、避免战乱的原动力,也是他始终反对共产主义、敌视共产党的深层原因。　　 另外,还包括司徒雷登理想化、乐观化及固执、独立的性格,以及他直率而单纯的思维模式,都导致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往往过分乐观和轻松,无论是对国民党政权的寿命,还是对战胜共产党的胜算无不如此。这也造成他在与国务院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往往坚持己见、过分自信,总是相信自己能够影响其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