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世界文学”构想的人是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从此以后,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圈内,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等等单文化和跨文化研究在一国或几国逐步发展起来。尽管各国学者属于不同的流派,持有不同的观点,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是从总体上讲都从各自的角度对“世界文学”的形成做出了贡献。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出现,“世界文学”乃至“世界文论”离我们越来越近。面对东西方文化碰撞,出现西方文化本土化,本土文化要走向世界的新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中国古代文论将如何展现其价值?如何加强对中国古典文论意义的理解?如何表现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魅力?这些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的关注。在中国,许多当今的学者又一次将目光聚焦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自齐末成书以来,受到历代许多著名文人的高度评价:与刘勰同时代的作家沈约说:其文“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梁书·刘勰传》)。唐代文人刘知几把《文心雕龙》视为其创作《史通》的楷模。(王运熙,1981:145)清代章学诚说:“文心体大而思精”。(王运熙,1981:145)明、清以后,出现了大量对《文心雕龙》的研究。1949年以来对《文心雕龙》的论文和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近些年来,海内外对《文心雕龙》的关注更为强烈,其数量之大令人惊讶,著名的汉学家宇文所安曾经说过,对于《文心雕龙》的作用“怎么夸张都不过分。”(宇文所安,2003:313)曹顺庆教授认为,《文心雕龙》的理论可以和西方最伟大的美学文学理论名著媲美。但是世界(特别是西方)尚不能真正认识它的价值,这不完全责怪西方的偏见,国内的研究与介绍毕竟也很欠缺。学术界早就有专家学者倡导加强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提出主动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典籍,做好中国文化典籍的出口工作。事实上,国内也有一些权威翻译机构已开始有组织地翻译中国典籍著作。然而,我们面对事实是:《文心雕龙》的全本翻译只有英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德文翻译仅二十五篇,法文翻译最多也不过二十篇。在曹顺庆导师的鼓励和指导下,作者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翻译出《文心雕龙》法语版(五十篇)。目前在国内外尚属首创,填补了龙学界的空白。同时,本论文对《文心雕龙》在西方(西欧和北美)的翻译状况进行梳理,对在翻译《文心雕龙》过程中面对的翻译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具体包括五个方面:排比中的不逻辑现象及解决方法、数量词的翻译、比喻的用法、标点符号问题和翻译技巧。所以从实践的层面讨论并提出了《文心雕龙》中古代文论话语和拉丁语系中的法语相互转化的方法,以及两种语言如何在转换过程中寻求他们之间在意义上最大化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建设提出三个层面的思考:思维方式不同——东西方在设置文论话语时的思维方式不同;话语的内涵外延不同——同样一个“文”和“literature”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和使用范围完全不同;句子的表达方式不同——骈文的表达方式在西文中难以对应。通过三个层面的比较加强了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理解,从翻译的角度促进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并为以后其他文论著作的翻译奠定基础,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自身的建设。不仅如此,我们对《文心雕龙》后二十五篇作个案分析,从社会、历史、文化、翻译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进行阐释和比较研究。对翻译和比较文学、诗学、译介学的学理关联进行了讨论,从而拓宽了翻译的视角、强调了翻译的重要性。当然,由于作者的学历、阅历、知识水平、科研能力都受到限制,这些提出问题的方式可能不具备优势,这种解决困难的方法也可能不是最佳方法。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一定存在理解和表达等各种问题。但是各种方法相互补充,各类方式并行不悖不仅能扩大翻译视野,也能拓宽翻译途径。更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开始有计划的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文论经典时,中国古代文论真正走进世界文论才能成为可能。当论文完成时,回首五年来所经历过的努力过程,我无限感激导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入门要正,立志要高”。正是由于导师的严格要求才使论文得以成型。同时也感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能给我一个平台,让我有幸结识刘勰和《文心雕龙》。也感谢西南交通大学外语学院能允许我在不惑之年后,再次走上求学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篇论文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