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是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国家通过单位组织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深深地渗透到工人主体自身的心理，有效地克服了中国传统散漫的劣根性，达到控制社会成员、实现社会整合的目的。另一方面，单位制又是承担国家权力和福利再分配的一种特殊权力形式，它决定了人们的身份、职业、经济实力、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乃至身份地位的高低，是工人获得丰厚的经济收入、优越的政治权利、丰富的文化生活和体面的身份地位的有效路径，个性化地刻划了社会成员的存在方式，形成了单位制背景下工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但是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急剧的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单位制的机械团结维系纽带遭受巨大冲击，逐渐被有机团结为基础的新的社会运行机制所取代，最终单位制消解。在此背景下，“单位人”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下岗、失业、买断工龄等词汇成为国企工人群体间最日常的表达。在经济收入上该群体逐渐成为社会低收入阶层，主流身份地位趋向边缘化，优越的政治权利不再，文化生活日益空洞化。国企工人的优越感消失。我的研究兴趣在于在客观层面的社会事实背景下，试图通过探究国企下岗工人这一社会群体的主观层面的心理事实，发现和解决如下问题：国企下岗工人群体身份地位具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具体原因是什么？对此国企下岗工人自我知觉如何？他们如今的自我定位与认同如何？其他阶层社会成员对国企工人的社会地位变化的认知又是怎样的？国企下岗工人群体在失去原来主流社会身份之后如何调适认知失调，使得生活结构得以重构的？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发现，通过纵横交错的社会比较，一方面，国企下岗工人对所处的边缘化身份地位有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将自己归为“阶级底层”、“弱势群体”，但在主观意识上却不愿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有着单位制性格影响下的知觉定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自慰精神使他们与农民群体和打工群体的身份建立区别开来。然而，其他社会成员对国企下岗工人的看法、评价作为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力量，对国企下岗工人的自我身份意识具有强大的社会建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压迫着他们被动的接受自己的“边缘人”身份。为了缓解甚至消除外在环境的建构导致的主体自我知觉的失调，该群体变被动为主动，主要通过强化社区认同感、参加社区文化活动充实文化生活以及自我创业改善日常生活，进而重构其身份地位等主观和客观层面的调适方式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