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是企业的常见行为,直接造成盈余信息失去真实性,误导投资者做出错误决策而蒙受利益损失,严重妨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加以有效遏制。促使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因素很多,现有研究多从契约动机、资本市场动机和迎合监管动机等方面加以探索和检验,而高管自利可能也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动因。在两权分离的企业中,高管自利几乎难以避免,而在职消费是其主要实现形式之一。国有企业因为代理链条更为复杂,在职消费问题相对突出,规模也更为巨大,为避免其对声誉乃至职业生涯的不良影响,高管们往往会通过盈余管理来加以掩饰。企业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中,其行为会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制约,转型时期腐败现象的普遍存在,助长了国有企业在职消费与盈余管理行为。本届政府履职以来,强力推进反腐败工作,企业所处的环境得到很大程度的净化,对在职消费与盈余管理二者关系势必产生深刻影响。基于此,本文以2010~2015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在职消费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反腐败对于二者关系的潜在调节效应。研究中,我们将盈余管理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类,将在职消费分为全样本与分组样本(合理在职消费组和超额在职消费组),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关系展开分析;之后,引入反腐败力度作为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考察其在盈余管理与在职消费关系中的潜在调节效应。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第一,在职消费确实构成国有企业实施两类盈余管理行为的动因;第二,在超额在职消费组与合理在职消费组中,两者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来说,超额在职消费组中在职消费显著强化了国有企业实行盈余管理行为,而合理在职消费组中这种正向作用不显著;第三,在超额在职消费企业组中,反腐败在在职消费和两类盈余管理的关系中都表现出显著负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