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成弘间主柄文坛，其影响足以冠盖一时，亦极大地影响了湖湘文人，明中期的湖湘文人对李东阳的主张颇多继承、发展，湖南文学也因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为诗友和茶陵派外围的攸县诗人彭民望、门生与茶陵派核心成员的郴州诗人何孟春及其后学的茶陵同乡张治均深受李东阳的影响。彭民望与李东阳堪称诗友、知己。彭民望失志落魄时李东阳主动接济，分离后互为担忧挂怀，生活上互相鼓励，义如骨肉。频繁唱和对彼此诗学观及创作均有影响，彭民望对李东阳的主张有一定程度的接受，尤其表现在诗学三唐而不废元人和诗贵真情观上。两人在诗学李杜王孟韩愈和元人马伯庸上总体一致，但又有差别，彭民望对李商隐尤为推崇，未见出对宋人的追模，与马伯庸隔代相和，表现出更明显的推崇态度；彭民望诗自内心而发，真挚动人。作为弟子，何孟春对李东阳的诗学主张尤多继承发展，主要表现在道德观、师古观和创作倾向上。主要表现为恪守儒家正统思想，并将其作为诗文评判的第一标准；继承了李东阳慕陶尊唐不废宋元的师古观，并在师古对象和复古态度上有所新变。何孟春对台阁与山林结合的主张予以发展，表现为写实与山水诗并重，且尤倾向于山水。多作边塞诗，将题材扩展至西部边陲，在茶陵派诗歌创作中具有开拓意义，形成了何孟春自身的特色。茶陵张治继李东阳官翰林内阁，对自李东阳以来的馆阁文化尤多接受，并据时局、士风和自身个性，形成了主宗欧阳修之文兼宗苏轼之文的为文主张。强调明经致用，在其文章创作和乡试会试序文中均有反映。延续了“身系馆阁而心慕山林”的风向，在应制诗、唱和诗和山林诗中得以展现。身处动态演变中的诗坛中，张治形成了博学通贯的师古观，深受李东阳、杨慎的影响，但明确反对六朝浮靡之风。以诗友彭民望、门生何孟春及后学张治为探测点，从此三个个案出发探究明中期湘籍文人对李东阳的接受，进而对茶陵派及李东阳有更清晰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