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决定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影响了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因而它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及国际冷战史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之一，也是历史学家最为注重的研究课题之一。随着冷战结束后中俄历史档案的大规模解密，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成为近年来新的研究热点，并取得了许多成果。本文在继承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着现实、客观的态度，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演变的原因以及对中国、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格局的影响，进而总结了新时期中国外交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 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中苏关系从同盟到分裂的历史过程。该部分把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分为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中苏同盟形成，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第二阶段，从苏共二十大到1959年10月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中苏意识形态出现分歧并影响到国家关系；第三阶段，从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中苏论战爆发，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第四阶段，从赫鲁晓夫下台到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中苏同盟关系彻底破裂并走到战争边缘。 第二部分，中苏关系从同盟到分裂的主要原因。该部分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历史因素。沙俄对近代中国的侵略及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作风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民族屈辱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立自主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与苏联大国主义作风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以后两国关系的破裂。第二是国际环境因素。中苏同盟建立前夕，冷战格局逐渐形成，对这一形势的共同认识是中苏同盟建立的客观基础。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中苏两国的认识出现分歧。苏联意识到了国际形势的缓和趋势，主张实行缓和战略；中国仍强调国际的紧张局势，主张与帝国主义作斗争。这是中苏同盟破裂的客观原因。第三是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态的一致是中苏同盟建立的主要基石；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中苏关系恶化的表现形式和重要原因。但与国家利益相比，意识形态因素决不是影响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第四是国家利益因素。中苏两国在战略利益上的相互需求是同盟得以建立的最主要因素，但双方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这些矛盾在开始合作时就己显现出来；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大国主义和中国独立自主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社会主义同盟内部的不稳定性。最后是领导人的个人因素。领袖的个人性格、人身攻击造成的感情伤害及两国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对中苏关系的破裂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部分，中苏关系从同盟到分裂的深远影响。该部分主要分析了中苏关系的演变对中国。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国际格局的影响。首先，对中国来说，在经济上，中苏关系的破裂加重了中国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造成的经济困难，但又促使中国走向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在政治上，毛泽东对苏共变成修正主义的错误判断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缘起的国际背景；在外交上，中苏关系的破裂促使中国调整外交战略，为打开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其次，对苏联来说，在内政上，中苏关系的恶化既对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有着阻碍作用，又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非斯大林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外交上，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推动苏联同美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为防止东欧像中国一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苏联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再次，中苏关系的破裂一方面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另一方面促进了国际共运中独立自主倾向的发展。最后，中苏关系的破裂推动了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并成为推动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局势形成的力量之一，这反映了当时世界两极格局松动、多极力量发展的趋势。 第四部分，中苏关系从同盟到分裂的历史启示。该部分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关系；处理国家关系必须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今后世界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以及当前中国对外关系尤其是中俄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