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星衍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在小学、经学、文献学(目录、版本、校勘、辑佚)、方志编纂、古籍出版等诸多领域都有建树。现在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以上领域,这些成果,虽然也多借助勾勒孙星衍生平来“知人论世”,但囿于材料的限制,终究不免疏失,因此编制翔实的年谱就成了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存唯一的年谱大约成书于道光间,由张绍南、王德福编纂,这部年谱为学界提供了颇多便利。可是因其过简,所遗又多,价值终究有限。现以旧谱为基本文献,依据谱主传世的诗文、佚文、书画、丛书、手札,以及友朋别集、政书、方志等史料勾辑爬梳,编制《孙星衍年谱新编》,以期全面客观地反映谱主一生的行实。为了更好地展现谱主人生的转折、学术思想的变迁,《新编》将谱主一生分为五个时期:“读书修业,幕府生涯(1753—1786)”、“连捷入仕,京官八稔(1787—1794)”、“初官山左,继归金陵(1795—1803)”、“朝廷追赔,再官山左(1804—1811)”、“退居江南,著述讲学(1812—1818)”,每时期为一卷。第一时期为学术积累期。勾辑谱主早年读书应举之事,尤重与里中诸子交游唱酬、切磋砥砺学行的事迹。入钟山书院,师从卢文弨、钱大昕,这是从文学入经学的契机。入刘权之、章攀桂、毕沅幕府的经历更是此期的重点,尤其是毕沅幕,因在其幕时间最久,受毕沅影响很深,交游也最盛,其学术取向也于此时确定:酷嗜金石小学,遵从汉唐古注,重视诸子、地理方志之学等。第二时期为学术发展期。勾辑考察谱主任京官期间的交游及学术活动,特别是校刻、抄辑古籍方面。这一时期因京中观书之便,辑佚之作尤多,为后来的刊刻出版作了准备。同时居官刑部时,谱主接触了大量案件,因此后来他非常重视法律文献的整理。在京中接触大量的官员、学者、文人,他的交际圈更加扩大了,这都是他以后开展学术活动的重要资源。此期与袁枚、焦循、章学诚等札中有关于考据的辩论,展开了乾嘉学术史上的著述与考据之争。第三时期为学术精进期。初官山左的政事,对地方风俗文化以及古迹的考察,与谢启昆等展开学术论争,岱南阁刻书,丁忧后在江南任教及学术活动,使他声望日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任职山东时,正当白莲教起义之时,山东也连续多年遭遇自然灾害,再加乾隆多次南巡,山东经济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所以他参与运兵援楚、防治河患、抗击旱灾,这些又使他的学术中多了经世致用的内容,他后来重视兵书,关注水利,都与这时的经历有关。第二件事即任职蕺山书院、诂经精舍,在两所学校任教时,他充分实践了自己的提倡经学训诂、经世致用的主张,培养了大批重朴学、精训诂的高材生(如洪颐煊等)。第四时期为成熟期。这一时期督运漕粮事务繁忙,但他不放过任何空闲,以至于在漕艘中也校书不辍。于平津馆募士校刻古籍,这期间刻书最多,幕中人才也最盛,如顾广圻、洪颐煊、毕亨、严可均、臧庸、管同等齐集幕中,贤主嘉宾,紧密合作,有计划地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古籍的整理与刊刻。第五时期为总结期。此期谱主疾病缠身,却仍然全力著述,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尚书今古文注疏》于逝前二年刊成,此书前后费二十年之功。为了生计和刻书事宜,谱主马不停蹄地奔波于江宁、常州、苏州、扬州等文化中心之间,与友朋诗酒唱和,举行耆英之会,主讲钟山书院,此时的他已享有很高的声望。奔波劳碌,宿疾渐重,最后带着对老父幼子的眷念和对未刻诸书的牵挂离开了人世。生活在乾隆、嘉庆这一特殊的时代,在国家的、社会的、个人的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孙星衍与当时的主流汉学阵营有着共同的学术认同,但也因为亦官亦儒的身份,他的学术里也有着与众不同的方面。为了使人更充分地认识这一点,应该努力把当时的重要时事、政策,与同时代人的学术交流甚至论争,个人的特定成长轨迹等详细勾勒出来,以时代为经,以人与事的共同作用为纬,客观再现彼时、彼地、彼人与彼事,用丰富的细节展现谱主丰富的人生,这是编制新谱的最高追求,《新编》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