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以来，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话题。研究表明，目前70%的环境污染来自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但是，政府在通过环境管制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时仍存在诸多问题。管制的行政性和横向约束导致了管制低效，当环境管制更多地依附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时，政府效率的高低就决定了管制有效性的发挥。但是，现有文献着重强调环境管制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较少考虑环境管制的合理性及有效性。本文在分析环境管制的低效问题基础上，引入政府效率来探究环境管制对企业增长影响的趋势，对政府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环境管制政策，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提高企业效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文献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说明，政府通过实施严格的环境标准导致的环境成本对企业的影响是有限的，尽管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但长期将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从而提高企业产出和生产率。这些基于“波特假说”理论的分析缺乏对我国环境管制现状的足够认识。同时，文献更多地是从企业的角度去衡量环境管制，但企业承担的管制遵循成本并不完全是外生的，不能充分反映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执行环境管制的强度。我们从政府行为的角度采用环境管制的检查次数作为衡量指标，是对管制这种政府行为更确切地描述。本文研究发现，由于我国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仅在纵向上受到上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在横向上也受到地方政府的领导，管制部门的机构设置因此存在行政干预的可能性。以“命令—控制”型管制为主要方式的环境管制政策工具选择也为行政干预提供了便利。同时，我国产业能够承受的最大环境管制强度也是有限的，环境管制强度过高会影响到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假说一：环境管制强度与企业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另外，导致我国环境管制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行政机构的地位在现行政府体制中要高于管制者，使得管制者的执行能力受到限制。随着政府效率提升，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市场的方式解决问题，而运用管制的力度会下降。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假说二：政府效率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环境管制对企业增长的正面影响。本文利用2006年国际金融公司组织的一项工业企业社会责任调查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检验了政府环境管制与企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引入政府效率分析环境管制对企业增长影响的趋势。此外，在模型的设计上我们认为，环境管制采用线性变量具有一定局限性，赵红(2008)、K.Telle and J.Larsson （2007）等学者发现环境管制对企业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因此，本文将纳入非线性的环境管制变量对环境管制与企业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环境管制强度与企业增长之间成倒“U”型关系，即环境管制强度具有阀值效应，且阀值为47。当环境管制每年的检查次数超过47次后，随着检查次数的增加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将递减。而且样本中每年检查次数超过47次的企业占总体样本的比例是1.08%，这些企业绝大多数属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高污染型的行业，它们能承受的最大环境管制强度是有限的。进一步引入政府效率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在政府行政低效时，环境管制强度的提升促进了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的提升，但随着政府效率不断提高，行政性的环境管制作用被削弱，政府运用管制的力度下降，环境管制对企业增长的正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用企业对政府行政透明度评价的地区平均值（AdministrativeTransparency）和东部地区的虚拟区位变量替代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iciency）以观察上述估计结果是否稳健。以上两组稳健性检验都支持了我们的结论。目前绝大部分企业都还处在随管制强度增强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提升的阶段，政府应提升清洁型和低污染型行业的环境管制强度。然而，污染密集型行业受政府管制政策影响的弹性系数较大，这些高污染型行业能承受的最大环境管制强度是有限的，过度的环境管制对企业的生存会造成伤害，应适度、谨慎地放松高污染行业的环境管制水平。更重要的是政府应提升自身的行政效率以改善环境管制的行政低效性，改革环境管制政策工具的使用，重视基于市场的环境管制政策，并纳入公众参与机制，形成市场运作、政府监管、企业内部监管和公民监督的多元环境管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