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住房制度及住房产权的变迁导致“个人——集体——国家”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城市社区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居民自治的全新形式,业主们基于财产权对小区物业进行管理,业主维权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业主、业主居委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居委会和行政主管部门成为住宅小区新的利益主体,基于各自的利益,这些主体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博弈关系。另一方面,原先“命令——控制”体系下形成的个人——集体国家利益协调和整合机制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在“单位制”解体的情况下,新的产权所有者们主要以实现个体利益为目标。因此,对于政府而言,能否解读出业主维权运动所释放出来的“信号”,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个体——集体——国家”之间利益协调的链条,对解决维权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及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长久以来,各地之间的业主维权事件在运动形态、组织模式及其利益表达途径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直接妨碍了我们对于业主集体维权事件本质属性的认识,造成了每一起业主维权事件都是不同的假象,同时,这也拖滞了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防治业主维权的负面影响,无法将治理维权行动的政策制度化。本文尝试将业主集体维权中的两个基本变量——维权目的和维权方式抽象出来,从而方便对纷繁复杂的维权行为类型学分析,而政府有效治理的关键,就是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维权行为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手段,从而将业主集体维权行为纳入制度框架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