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的保障与惩罚功能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是与社会的法律思想文化息息相关的。本文以一部广为人知的中国传统剧目《十五贯》为材料，在中国传统司法制度文化、中国传统司法理念文化和其对当代司法的启示三方面展开论述。在传统司法制度文化方面，证据证明力的强弱是受到时空与社会文化限制的，与客观事实相比起来，它更倾向于是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创造。而作为古代“证据之王”的口供为刑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适合的土壤。刑讯逼供在古代更倾向于是作为一种强制措施而存在的，它与存疑判决都不能简单地被等同于有罪推定。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地方案件都是由各地方的行政长官进行审理的，虽然各地方也配备了其他司法官员，但他们所起的只是辅助作用。这种行政司法一体化的模式对司法活动的影响是非常不利的：裁判者的职责是应该排除外界舆论影响，根据案件的证据做出一个审慎的合理的判决；但作为一个行政官员，来自于皇权的奖惩以及社会民众的压力，对于案件的审理来说，就是会影响裁判决断的外在因素。而在司法理念方面，中国独有的“德主刑辅”理念、人治精神与“无讼”的价值追求深刻影响了中国司法制度与民众的法律观念。这些观念都在不同程度加大了司法对于行政的倚赖，影响了中国司法的独立性。虽然要求司法独立的呼声在近些年长期存在，但如果具体考量我国的国情，相对比西方的完全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我国的司法状态与其相差甚远。在现阶段要求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成为与西方完全相同的将司法权完全独立于行政权与立法权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完全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完全从属于行政这两种极端状态之间，找到一个最优值，即相对的司法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