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性是经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为了提高交易的效率，交易方常常对交易关系进行一定的投入，其中沉没成本部分的投资就是关系专用性投资。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存在着专用性。实际上，企业家的专用性投资是企业得以发展和具有竞争优势的最主要的原因。 选择企业家的专用性投资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的考虑：从理论的发展来看，对企业家劳动的认识，基本上是沿着要素论、代理论到产权论的轨迹，从作为一般要素投入到以专用性为中心逐步深入。把企业家的劳动按属性的不同进一步划分成一般性人力资本投资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企业家的专用性投资对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 从实践来看，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专用性越来越突出。这不仅表现在企业对企业家相关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上，也表现在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强调上，还表现在企业家活动的团队性以及巨大的机会成本和转换成本上。 企业家专用性投资的收益也越来越高。我们可以从国外经理人薪酬的大幅飚升的现象中看出这种趋势。 相比之下，国企的薪酬还大多处于行政定级的僵化的模式，很少或几乎没有考虑到企业家的专用性投资。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的制度上还存在着不利于企业家专用性投资的地方。 以专用性投资为研究对象，还因为对某一“关系”来说，两端的专用性是总可以看作相对静态的，这也使我们的研究避免了对不同专用性的复杂的界定。 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看，对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进行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对专用性投资的分析从专用性投资的内涵开始。本文认为，专用性投资的本质在于(能动的)互补，这也是专用性投资的效率和收益的来源。企业家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就是在与一般性人力资本、企业的物质资本、组织资本等的互补和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互补使专用性投资具有了生产性。我们认为，互补的程度、谈判力的量的不同产生了专用性、专有性的质的区别。互补的多样性、动态性和系统性，使企业家人力资本具有了收益递增的异质性。 专用投资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风险性。因为专用性，作出了专用性投资的企业家必须要面对其专用性投资损失的风险。首先是解雇风险。在一定的预期解雇风险下，企业家专用性投资的激励随解雇风险的增大而减小。通过让企业家的专用性投资的风险与企业特有风险相联系，或者说让企业家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分担企业的特有风险的方式，不仅可以激励企业家进行专用性投资，而且还有效地减少了代理风险。 此外，企业家还要面对企业内的套牢风险，即专用性投资产生的可占用准租被其他参与者占有的机会主义风险。为了避免被所有者套牢并得到专用性投资的收益，企业家有充分的激励要求分享企业的所有权。专用性投资越多，企业家的耐心程度和谈判力就越强，所有权的份额也就相应越大。 对专用性投资收益的保护引出了“权力”的概念，即对企业“产生的剩余的讨价还价的能力”。通过专用性投资，企业家把有价值的关键资源带入生产过程，从而成为其权力的直接来源。随着专用性投资的增加，企业家掌握的关键资源也愈来愈多，权力也随之相应增加，增加了的权力在进一步促进企业家的专用性投资的同时，也使物质资本所有者反受企业家套牢的威胁。这就是专用性投资的权变效果。我们看到，这时的所有权也有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促进企业家的生产性投资，另一方面也可以抑制企业家的非生产性的寻租。 当把注意力转到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上时，我们发现他们在企业的投入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专用性投资。实际上，企业就是一个由利益相关者的专用性投资形成的一个网络。其中，企业家作为“中心签约人”，其专用性投资在增加企业价值、吸引参与者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专用性投资网络的定义在深化企业的内涵的同时，也揭示出企业参与者及其专用性投资之间内在的相关性。 随着企业家的专用性投资重要性的不断增加，企业的治理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为了激励企业家的专用性投资，股东在相对集中的同时对关系也作出了更多的承诺和投入，包括出让股份、部分否决权以及解雇费等方面。伴随市场机制的完善、中介作用的增大，债权人对企业家的约束则相对减少。企业内的权力在相互作用中达到新的平衡。 为了更好地激励企业家的专用性投资，还必须考虑它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制度、企业内外对企业家的评价、心理契约等方面，而竞争起着基础的作用。在专用性投资的实现形式中，期股、期权和MBO是三种主要的形式。基于专用性投资，本文给出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一个计量模型。 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从专用性投资这一新的视角，研究了企业家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和企业内权力的变化，并对企业家的产权要求给出了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