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悦洲——安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陌生的概念。和悦洲是皖南长江上一座江心洲,坐落于洲上的是较为落后的村庄。但就是这样一座几乎被人遗忘的“孤洲”,在近代安徽却有着显赫的历史地位。19世纪60年代以前,和悦洲尚属于“荒洲”,但至光绪二年(1876)安徽开埠前夕已发展成为皖江“第一商埠”,同时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圈雏形；20世纪初,其与芜湖、蚌埠以及安庆并称为安徽“四大商埠”,并发展成为区域商贸中心。可现如今,它已经蜕变为一个落后的村庄,甚至呈现出一种不可逆转地向其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半原始”生态模式倒退的趋势。自明初至清中叶,史料记载的和悦洲还属于未经开发的“荒洲”生态模式。但这一时期皖南地区经济的恢复、发展为其日后的腾飞奠定了重要了物质基础。得益于这一时期官方政策的支持、相对和平的大环境与区域河道自然地理变迁等因素的影响,皖南地区无论是人口数量、田地面积、商品化程度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和悦洲隔江相望的大通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和航运条件而成为皖南地区重要的转运港口。在“行政权支配社会”的前近代中国,区域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偏向。加之太平天国运动使得华南地区陷入混乱,以广州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对外贸易格局被打破,上海逐渐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贸易中心。这一演变给作为上海腹地的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在此大背景下,政府在和悦洲设厘卡、盐务招商局等重要机构,这一政策偏向为其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同时,战争时期皖南的动乱使得大量人口为躲避战乱而迁入,原本作为荒洲的和悦洲,在光绪二年(1876)被辟为“寄航港”前已经发展成为皖江“第一巨镇”。进而成为皖省主要商业中心和皖南区域商品的重要集散门户,以其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圈雏形得以初步形成。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开芜湖为通商口岸；安庆、大通和悦洲被辟为寄航港,自此皖省正式开埠,皖江地区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之中。受市场化浪潮影响,和悦洲航运业在加速近代化变迁的同时,传统的木船业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发达的传统钱业与区域商贸进一步融合,传统与近代的互补共同推动了区域商贸的发展。加之,商业精英主导的自为式发展对区域间商贸互动的加速推进。至民国时期,和悦洲与芜湖、蚌埠及安庆并称为安徽四大商埠,一度成为市级行政单位和安徽省府所在地。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以和悦洲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圈的勃兴。近代和悦洲区域市场的勃兴以水运为纽带,以国家制度安排为基石。但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相关因素的变动导致了以和悦洲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圈的解体。首先,新的交通模式的发展极大地削弱了其在区域内的重要性,特别是这一时期和悦洲依然固守传统航运业。其次,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财政改革——和悦洲原本得以兴盛与区域市场圈能够构建与维系的厘卡、盐务被撤销——这是导致其衰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再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中国农副产品的外销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进而加重了乡村危机。这种农副产品贸易的困境对主要依赖农副产品外销的区域市场圈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最后,受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惰性、自身发展动力的不足和“焦土抗战”的破坏等因素的深刻影响,至20世纪30年代末,和悦洲——曾经繁华一时的沿江都市已经成为一片“焦土”。以其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圈不复存在,自此,和悦洲再也未曾复兴,哪怕只是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