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研究,是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破解民族地区发展矛盾的需要,是弥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缺位的需要,是丰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理论的需要。研究思路上,本研究以我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的历史演变和现实使命为起点,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及其转型的价值辨析为基点,通过对当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体系的现实考察,分析其补偿理念、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内容、补偿方式等方面的问题症结,通过对民族教育补偿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探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的思路转型与实现可能。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调查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研究内容和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我国民族地区教育补偿政策的发展历史,基本经历了补偿体系缺乏期、补偿体系初建期、补偿渐趋完善且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受到重视期几个阶段。而当前发展转型期的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都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在发展现实中存在着严重的职业教育入口溢出、过程溢出、出口溢出的新问题,这进一步加剧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压力,为此就需要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树立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内源性发展的新理念。在此现实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也面临着转型的必要。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澄清其价值追求、转型必要与转型方向,以达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转型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需要的相互契合。本研究认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其终极价值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教育公平民主；其基本价值在于民族职教优先发展。而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转型的多学科视角的学理分析,也充分显示出转型的必要：从哲学层面而言,人的自我实现的转型要求教育补偿做出应有的转型；从社会学层面而言,社会转型要求教育补偿做出必要的转型；从经济学层面而言,需求转型要求教育补偿做出必要的转型；从人类学层面而言,文化多元传承也要求教育补偿做出应有的转型。继此,提出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的转型方向：面向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补偿。为了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的现状有个全面、深入的把握,本研究对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典型个案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体系中存在诸多问题,直接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其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的理念上,以外在控制性为主,内在服务性理念不强；以保障型理念为主,发展型理念不强；以被动接受型为主,主体意识不强。其二,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主体上,补偿主体构成较为单一,以国家和各地政府为主；潜在补偿主体的动力制度性不足；主体间的补偿合力有待加强。其三,在补偿对象上,事实对象与需求对象不相一致；补偿对象的制衡缺乏规范；补偿对象的责任伦理较为淡漠。其四,在补偿内容上,以保障型补偿为主,发展型补偿不足；以一般性补偿为主,关键性补偿不足；以显性补偿为主,忽视隐形补偿。其五,在补偿方式上,以直接纵向补偿为主,间接横向补偿不足；以普惠制补偿为主,差异性补偿不足；以粗放式管理为主,集约式管理不足。面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之价值追求,面对当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中的诸多现实困惑,要实现面向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补偿的思路转型,需要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从补偿理念到补偿实践体系的各个方面做出必要的调整。国际上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教育补偿政策对我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的思路转型有直接的借鉴意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四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过程及主要特点,为我国民族地区教育补偿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发：一是多元文化政策法规体系较为完备；二是政府重视投入并有效整合其他组织的资源；三是多元文化交流中少数民族参与较深、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水平较高；四是多元文化教育贯彻、落实较好；五是多元文化教育效果良好,社会和个人从中受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的转型思路：补偿理念,从外发控制性向内生服务性转型；补偿主体,从单一主体补偿向多元主体补偿转型；补偿对象,从重基础对象补偿向重核心对象补偿转型；补偿内容,从重保障型补偿向重发展型补偿转型；补偿方式,从纵向普惠制向混合差异制转型。并就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转型的实现,尝试建构了“需求导向过程系统化”发展型补偿体系。还着重分析了该补偿体系的运行机制：在资金筹措上,提出了“补偿券”的概念,来有效统整各种补偿主体；在服务提供上,需要在保障型补偿的基础上,增加发展型补偿专项资金,并且由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来管理,负责发展型补偿的申核、批准、监控与验收等组织管理工作；在质量评价上,应该开展增量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并结合评价反馈结果进行相应的补偿内容、形式和力度的调整。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备补偿体系的运行条件：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的规范运行；设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优先发展区域和项目,带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型补偿的深度运行；强化补偿对象的主体发展意识,促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补偿的内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