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理想人格不断内圣化之际,陈亮一反主流声音将豪杰作为理想人格。对此,朱熹还曾劝陈亮以“醇儒之道”自律,但陈亮并未接受朱熹的劝诫。在他看来豪杰是仁、智、勇具一身且通过实践展为积极事功取向的人格。豪杰这种外王与事功取向实际上根植于陈亮对道与人性的理解中。陈亮认为“道在事中”,故把握“道”离不开人的实践,同时自然欲望在生活中具有现实性,由此他主张人性自然。但他也看到了人心往往有趋向私欲的一面,因此提出以“公”来节制人的不当欲望来使理欲达到统一。同时在符合“公”的情况下,陈亮认为事功是造福百姓的手段,可以达到义利之间的统一。由此事功便得到了合理的论证,而豪杰便是积极地的事功承担者。陈亮将仁、智、勇、行作为豪杰人格的四个明显特征,其中“勇”是豪杰人格的先决条件,表现为主体的自由选择;“智”则表现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仁”是豪杰的根本品质,但这里“仁”多以“公”为内容;“行”则是将“仁智勇”美德的外化手段,表现出较强的事功取向,同时“行”还具有检验豪杰的功能。豪杰与醇儒相比,更重视“智”与“行”,突出了外王的维度。陈亮在当时提出豪杰人格无疑对心性儒学的内圣趋向有纠偏作用,同时也可看到陈亮提倡的豪杰人格实际上是以“公”的为价值取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