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朝鲜半岛海陆相通，沿海人民以渔业为重要生计。山东和辽宁沿海区域人民经常到朝鲜半岛境内海域渔猎，自古习以为常。但是到了近代，尤其是在日本与韩国签订通渔章程，对双方渔业活动进行规范后，中国和朝鲜的渔业往来也受到官方的关注，双方开始站在各自国家的立场上对渔业活动进行规范并与对方进行交涉，“一波三折”的交涉过程为更具体的展现晚清中朝外交面貌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切入口。渔业活动之所以产生纠纷，缘于双方未对各自的渔业范围、渔业活动规则进行协商确定，因而渔业纠纷集中表现在清政府和朝鲜、韩国政府关于《通渔章程》签订与否的交涉。1882-1894年，袁世凯主持朝鲜事务，在这一问题上，他借鉴了日本与朝鲜签订通渔章程的教训，拒绝签订，态度十分强硬；1899-1905年，中国和韩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通渔章程的签订愈发必要，几任驻韩公使均主张迅速签订；1906-1910年，驻韩总领事马廷亮根据韩国境内渔业冲突日益严重的实际情况，主张迅速签订，但是国内山东等地非常反对，主张搁议此事，认为如若与韩国政府签订通渔章程，势必引发中日渔业冲突，导致中国海权丧失。《中朝通渔章程》历经十数年，终未得以签订，其交涉过程正如清末中韩两国外交发展形势，由传统的宗藩关系走入近代的外交体制，步履维艰，既有宗藩关系根深蒂固的影响，更有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国际关系，尤其是日本步步加深侵略，都给两国正常的外交往来增添了重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