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学位论文主要考察西方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及其对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产生的影响。任何理论传播到异质文明语境中，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误读和改造，从而为接受国所用。这种改造必须在接受国自身的话语规则和学术规则的基础上进行，亦即理论的他国化，对于西方理论而言就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过程中，西方理论的中国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进化思想的中国化及其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的研究相对滞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长期被搁置或回避，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的过程至今模糊，尚待学界的进一步发掘，这就使得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对晚清文学的考察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掘进的契机，但由于对这个过程的考察有失细致和深化，使得这种研究仍然没有突破传统研究范式。另外，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没有将中国新文学作为其变异和转型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探讨，致使新文学被孤立甚至脱离了中国文学的大背景，并进而导致一些原本可以解释清楚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本论文将中国新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变异和转型的一部分进行考察，指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正是在新文学发生时期开始的。这样不仅可以打通古今文学，较好地梳理中国古今文学转变的过程，也能更好地阐述中西文学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中国当时特殊的文化语境下，中国古今文学转变问题就是中西问题。着眼于西方理论中国化进程，本论文对进化论思想予以了详细考察，对进化论思想中国化的进程作了大致的描述，并阐明进化论思想中国化对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的深远影响。在此前提下，论文择取关乎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的几个关键词进行考察，并将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文学现象及论争纳入考察的范围。本论文从西方理论中国化的角度切入，基于理论旅行、话语、知识考古学等理论，遵循还原历史现场、对话等原则，探讨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的过程及其意义。本论文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近代传媒与文学理论变异之间的关系。在新文学运动爆发之前，尽管也存在对西方文学的关注，但大多都局限于对文学作品的译介，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关注却鲜见。近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与转型的紧密关系，突出地体现在四个方面：近现代传媒的媒介作用、对文学传播载体的拓展、对中国文学观念变化的促进、对读者群的扩大等。近代传媒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是文学观念，中国文学观念与西方文学观念之间的对话成为中西文学自觉比较的开始，这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显得更加迫切。第二部分，对西方进化论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演变及其对中国思想的影响作了简要的考察。在西方社会和思想界的状况中，“进化”一词有着复杂的含义，在其诞生之初，并没有限定于线性的、单一向上的发展的含义，甚至包含着退化的含义。但是当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之后，其含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与中国对社会变革的向往和进步的思想结合的过程中，进化论思想被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演变成为一种单向的、向上的发展思想。严复对赫胥黎的有意误读和改写，使进化论思想在中国语境中被圈定在进步和向上的含义上，在实现方式上也从西方的渐进变成了中国式的突进，这使得中国人的时间观、对事物发展的看法脱离了原来循环论的思想，这种影响进一步波及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第三部分，对进化思想与中国新文学发难的关系进行探讨，从新文学发动前的思想状况、文学革命的理论依据、以及新文学的文学观念的建构等几方面考察进化思想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伴随着进化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文学史也从早期对中国文学现象的罗列转变为对文学“进化史”的考察。进化的文学史观作为一种对文学发展历史的看法，是在进化文学观念主导下形成的，是进化观念对文学史的一种观照，因此，也就被打上了浓重的进化和进步观念的烙印。而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西方作为先进的标志，其文学史也被中国文学史家所向往。本部分以进化思想和西式文学观为导向而写就的胡适的文学史为个案，分析其受进化思想影响的事实，指出胡适所借鉴的西方文学发展模式的实质，即在进化的思想下对西方的一种借鉴，因此，简单地将胡适的文学史观归结为西方的影响有欠妥当，最为深层的思想原因是进步观念的影响。后来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大多沿袭其写作路数甚至将其夸大，也正是这个原因，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创作成为了这种文学史观的牺牲品。第四部分，择取与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紧密相关的几个关键词，审视这些关键词在进化思想的观照下对中国文学的变异与转型及以后文学理论建构的影响。首先，是“人的文学”。在进化思想在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过程中，“人的文学”是的一个突出体现。从进化的角度讲，“人的文学”关注的是“进化的人”、当下的人的状态，这就使其具有了一定的模糊性，使得为人生与为艺术两种文学观念都能服务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正是“人的文学”以现代的人为关注点，致使鸳鸯蝴蝶派成为新文学的靶子。同时，“人的文学”衍生出来的“平民文学”的口号对后世文学史注重“平民”的倾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次，是语言上的“新/旧”修辞对中国文学理论变异的影响。这种非新即旧的二元思维模式其实是进化思想在文学上的折射和反映，是进化思想的继续。本部分以甲寅和学衡派为个案，对“新/旧”、“死/活”的语言修辞方法及其对文学理论转型的影响作了研究，对这些论战的事实进行分析。学衡和甲寅秉持的是西方渐进的思维模式，而新文学运动者们奉行的是已被中国化了激进的进化思想。“新/旧”修辞手法以及关于“新/旧”的论争是受不同的进化模式影响所致。“新/旧”二元思维模式将文学史上不新不旧的东西排斥在文学史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文学在变异和转型过程中的现代性。最后是写实。作为一种外来文学思潮，写实与中国化的进化思想结合之后，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在变异和转型过程中的本质要求。进化的思想体现的是对当下时间的关注，这种关注使得文学创作将写实作为中国文学在转型后的一种本质要求和追求，反映了中国学人对进步的一种思考。但这种状态使中国文学理论出现一种明显倾向：过于注重“写什么”，而忽视了“怎样写”的问题。结语部分，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进化思想对人们时间观和发展观的形塑。不管现代性含义多么复杂和富于变化，但时间仍是其关注的核心因素。在时间观和发展观的变化下，变异和转型后的中国文学理论更加关注时间问题，这种关注虽然是一种隐性的存在，这也使得变异和转型后的中国文学理论呈现出与传统文学理论不同的面貌。进化和进步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的内在理论支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实现了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学理论对时间的关注和现代性的追求都将是一个有意义的未完成的过程。本论文的创新点及其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论文从西方理论的中国化的角度，结合“五四”前后中国文化大河改道和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变革的心态等历史语境，对进化论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和梳理，揭示进化论思想中国化之后呈现的主要特点——进步和向上的含义的时间观和线性发展观，指明进化论思想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与话语转型的密切联系及其对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深层影响。二、论文以进化论思想的中国化为逻辑起点，将新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和理论变异和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通过进化论思想与中国新文学发动、文学观念变异等的考察和解读，不仅关注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对这个转型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回答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长期被搁置或回避的问题，从而揭示出中国文学理论变异与话语转型的机制及其意义。三、论文在对中国文学理论变异和转型进程的宏观考察的同时注重对文论话语的细读和阐释。突破以往将写实主义仅仅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对待的研究套路，通过对写实主义的细致梳理，指明写实主义是中国文学在变异和话语转型时期的本质要求，从本体论的高度突显了写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