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余华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围绕“真实”和“现实”构建分析框架。余华的小说创作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以1987年发表在《北京文学》第1期上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为开端,以1990年发表在《长城》上的《偶然事件》为结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阶段;2、以1991年第6期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呼喊与细雨》(后更名为《在细雨中呼喊》)为开端,到2006年出版的《兄弟》截止的长篇小说创作阶段;3、以2013年长篇小说《第七天》的出版为开端直至当下的创作阶段。以小说文本分析为基础,以余华本人的创作谈为辅助依据,本文认为在这三个阶段中,因为对“真实”和“现实”的理解不同,余华创作所关注的焦点有所改变。第一个阶段,余华追求个人的“精神真实”;第二个阶段,余华将“真实”同回忆中的“现实”以及当下生活中的“现实”相结合;第三阶段以《第七天》为标志,余华明确转向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此,本论文分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由第一章和第二章构成,在启蒙主义思想和存在主义思想层面分析余华的“精神真实”。本文认为,这一阶段余华主要以外国文学为阅读资源和创作模板,在川端康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等作家那里,余华读到了死亡、勇气和想象,结合其童年记忆,在先锋时期创作了大量以鲜血、暴力和死亡为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历史背景比较模糊,现实性不太突出。以模仿和超越这些作家为动力,此阶段余华的创作属于以个人主义为突出表现的精神书写,它表现为对历史深层结构、传统文化的批判,对生、死本身的深度思考以及理性与非理性的角逐。第二部分由第三章和第四章构成,是对余华以回忆中的现实为焦点的“自传”、“反自传”式书写和历史书写的论述。本文认为,这一阶段余华的童年记忆和当下思考之间由鲜明的对立关系逐渐转变为富有张力的融合的关系,作家以“现实”生活为创作立场,在一个稳定而长久的时间维度上,进行舒缓的叙事,小说的故事性骤然增强,为由一个单纯的“童年”视角向整体童年记忆的展开提供了基础。在“看与被看”的宏观结构下,以形变和夸张为主要叙述手法,余华书写了孤独与狂欢、相爱与相杀、苦难与幽默、性的禁忌与释放等富有张力的主题,在这种张力中表现出追求个人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冲动。第三部分由第五章构成,是对余华批判当下社会“现实”的论述。本文认为,从《第七天》开始,余华搁置了自己的童年记忆,开始以坚决的批判态度直面当下社会,其最大特点就是一直被悬置的道德感回到小说之中,而于此同时,之前小说中的内在张力也因此消失。第四部分由第六章构成,是以话语理论为支撑,对余华创作策略的专门论述。本文认为,无论是余华的创作还是对余华作品的研究,围绕着“余华”及其作品的活动都是一场话语权的争夺。在这场争夺中,余华本人提出的“真实”和“现实”两个概念至关重要。本文以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为出发点,认为作为余华的自我阐释,“真实”和“现实”这两个概念本质上是他关于其作品知识生产的一部分。作为作品的拥有者,他天然地享有优先批评的权力,而他理解的“真实”与“现实”作为这种知识生产的核心“产品”,又反过来巩固了作家的话语权力。话语是知识和权力相互关联的平台。为了说明余华作品和余华研究中的这种现象,文章描述了余华小说的话语样式,论述了余华的话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