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获取利润的同时,由于这些国家中大多数是经济发展和法治状况不佳的发展中国家,这给中国投资者带来了风险和挑战。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简称“ISDS”）机制对解决国际投资领域争议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国家间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以下简称“BIT”）普遍加入了ISDS条款。由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BIT多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签订,这一时期中国主要以投资东道国的身份对外缔结BIT,这时期的BIT内容较为谨慎与保守,条款设计不够精细,因而与现实需求脱节,不利于我国投资者主张权益。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近年来也陆续发生了几起中国投资者将东道国政府诉至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以下简称“ICSID”）的案件。中国投资者在利用BIT中ISDS机制维权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少现实问题。实践中,由于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性,仲裁庭存在扩大管辖权的现象,使更多投资争端被纳入ISDS机制中。对此,我们应辩证地看待,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善用ISDS机制,提高对中国海外投资者的保护程度。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可以预见类似案件还会发生,由于区域内尚未建立一个统一、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如何利用和改革现有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BIT中的ISDS机制,以更好地维护中国投资者在海外的权益,是走出去的中国投资者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应结合国际实践和中国具体国情,表明中国对ISDS机制的立场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即我国的进攻利益开始重于防守利益,并据此对中国现有以及在未来缔结的BIT中的ISDS在总体思路和具体条款提出建议,以利于我国投资者主张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