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到远东地区的传教士促进东西方互相了解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创办报刊,利用教堂和学校达到传教布道的目的。在清政府尚未开放海禁之前,传教士在中国境内的活动被严格限制;随着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除了割让香港给英国,还将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五地开放为通商口岸,对华传教士跟随着列强的脚步进入了中国。1853年8月1日,由香港英华书院印刷发行的香港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正式创刊,作为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本在中国境内发行的宗教性刊物,该刊是英国传教士对中国进行“文字布道”的新起点。　　《遐迩贯珍》的主编先后由著名传教士麦都思、麦都思的女婿奚礼尔和香港传教士理雅各担任。该刊尤其注重新闻,并开辟《近日杂报》栏目登载新闻和时评。《近日杂报》在《遐迩贯珍》中所占篇幅往往达到一半,对时局动态、商运信息进行了及时、详尽的报道;该刊还刊载了大量的西学文章,对开阔国人眼界,推动西学东渐起了一定的作用。《遐迩贯珍》作为传教士和教会人士主持的刊物,其宗教色彩却被淡化,鲜有介绍基督教教义。这是该刊与早期传教士报刊相比所体现出的新特征。　　论文以自创刊到停刊的33期《遐迩贯珍》为第一手史料,并将该刊置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宏观背景之下,从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转移这两个维度对《遐迩贯珍》以及该刊相关传教士的活动进行研究。笔者试图从相关传教士办刊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切入探寻《遐迩贯珍》创刊的动机、刊行的特征以及停刊原因。　　引言分析了选题的意义和研究思路、方法,并提出从“把关人”入手,在人际传播层面研究马礼逊、米怜等先驱传教士对麦都思等人的影响,进而从印刷传播层面对《遐迩贯珍》进行文本分析。　　第一章对马礼逊和米怜对华传教活动进行研究,着重考察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的过程,解读马礼逊“文字布道”与“教育布道”并举的宗教传播思想。通过对麦都思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的活动的分析,研究马礼逊和米怜对麦都思的影响,进而探讨《遐迩贯珍》创刊的缘起和特征。　　第二章从《遐迩贯珍》相关传教士之间的人际交往及他们与中国文人的互动入手,探讨宗教传播组织的活动对《遐迩贯珍》刊行的影响,从人际传播层面对该刊进行研究。该部分对鸦片战争之后麦都思在上海的活动进行考查,分析了墨海书馆如何成为一个以宗教为纽带的文化交流组织,以及墨海书馆对“文字布道”传教思想的发展;同时还梳理了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办刊者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从《遐迩贯珍》的办刊思想层面剖析该刊该刊的刊行特征,揭示该刊的传播目的。　　第三章对《遐迩贯珍》进行文本分析。在十九世纪中期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下,《遐迩贯珍》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亦是西学东渐的载体。《遐迩贯珍》前半部分大多是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政治文明的文章,后半部分是该刊的《近日杂报》。论文首先对西学文章进行分析,总结出该刊在西学传播中将西学与神学杂糅的特征,并揭示该刊试图藉由介绍西方文明同化被殖民者的动机;继而对《近日杂报》中刊载的新闻和时评进行研读,揭示办刊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倾向,如美化殖民侵略,鼓吹通商贸易。通过印刷传播层面的研究,进一步分析《遐迩贯珍》的立场,为揭示该刊传播动机提供有力的佐证。　　第四章在将该刊与近代宗教性报刊的发展相结合,从《遐迩贯珍》徘徊在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姿态,理雅各的思想和中英贸易发展状况三个层面分析《遐迩贯珍》的停刊原因。论文进而对上海墨海书馆印刷发行的《六合丛谈》进行研究,分析了《六合丛谈》对《遐迩贯珍》的继承与体例创新,对《遐迩贯珍》的研究进行补充,进一步明晰近代宗教性报刊在办刊思想上的发展脉络。　　论文将《遐迩贯珍》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相结合,将该刊放入近代宗教性刊物的发展史中进行研究,并对《遐迩贯珍》研究的意义进行提炼和引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