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西欧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中心。此时的西欧无产阶级力量最集中、最强大。同时,在这个历史时期,西欧的民族国家建构开始发力。这种状况赋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多禀赋,马克思曾说“工人阶级无祖国”,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借助马克思的预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呈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跨越国界和民族界限的阶级行动；二是“反体制的革命性”,即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行为方式就是通过革命推翻现行体制。第二国际之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符合这个预设。然而,在19世纪中后期的西欧,随着各个民族国家的建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发生变化,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阶级可以为了国家利益一致对外,工人运动也不再是以暴制暴的政治革命,而是企图采取议会斗争的和平方式。19世纪中后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三位一体的。它包括民族国家的统一、民主国家的发展和人民民主权利的扩展。19世纪中后期,民族国家内部的工人生活明显改善,阶级矛盾缓和,解决阶级冲突的形式变得有序化。在这样的条件下,第二国际内部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伯恩斯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时代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企图通过革命形势一举全面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来实现社会主义已经不可能成功。在政治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暴力对改变社会性质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由于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有发展能力,只需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就能够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然而,19世纪中后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使国家内部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意识发生变化,从而对这一时期的阶级关系、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引起了第二国际内部组织原则、行动方针的变化,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时,民族国家界限内的阶级、政党和人民立足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最终背弃了社会主义信念,放弃了国际主义的原则,转而在战争中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最终导致第二国际变迁。因此,19世纪中后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第二国际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