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自我的生成是现代文学诞生的重要基石。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体现个人“主体性”的个人主义话语才真正占到上风。本文试图将吴宓放置于现代自我生成的背景之中,考察其人文主义的“立人”诉求。对于“现代人”的构想,新文化派偏重于“破旧”,即敲碎传统“人”；而吴宓则更关注“立新”,即传统“人”形象被敲碎后,应该树立怎样的“人”。他在人文主义的向度上思考“现代人”被唤醒后可能遭遇的危机。他自己体内两种力的拉扯就仿佛他一切思考的现实对应物:一方面是现代性自我体验、诗人本性等破坏着他的“立人”事业；但另一方面这种“人道”危机也会让他更明白现代自我可能走向的危险,反而加固了他对这种人文的坚持。吴宓身上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副面孔。事实上,他的人文立场在现代性语境错位中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的案例至少启发后人,现代自我还有一份未完成的任务。那段失落掉的人文话语应该拾起,应该成为现代自我发展的资源。　　 论文正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以吴宓的诗学为中心,厘清两种“人文”的纠葛关系。重点探讨同样取源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人文”话语,为何在中国语境中会出现相互对立的局面,从而彰显吴宓与新文化派不同的“立人”目标。　　 第二部分则深入其“里”,挖掘吴宓诗人的浪漫之维。一方面,“被遮蔽的人文主义”为其个人情感的扩张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为践行“批评”而搁置的诗人本性,时常进发出无法制约的浪漫情怀。　　 第三部分揭示吴宓两种身份游移的深层原因,即其人文主义的内在张力。这种矛盾是他文学中“诗文之别”有意区分的反映,是公私空间区别对待的体现,也是“执两用中”原则难于实践的结果,还是现代性自我体验入侵古典人文原则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