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党员既要密切联系群众,对农民进行动员、宣传和引导,又要协助村级组织工作,成为国家政策方针的积极执行者。调查中发现,河北省F村的党员在没有担任任何正式职务的情况下主动代表,党员的代表行为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行为选择,表现出的代表行为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而探析党员产生不同代表行为的动力是什么,党员进行自发代表的决定性因素又是什么,以及党员主动代表的效果如何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为厘清上述问题,笔者选择以河北省F村为个案调查村庄,以村庄中“气代煤”项目的发布、执行、结束作为文章的切入点,以十位党员、三位党员干部、五位普通村民的访谈资料以及Z村所属S市的项目文件材料为基础,通过实证调查以及理论分析,尝试从不同的乡村治理主体中获取项目实施细节,来探析党员主动代表的动力来源,以及代表行为差异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这些党员的代表性又如何。“气代煤”项目发布后,村庄最先行动,但是在行动中因为各种现实因素受阻,这时村庄的党员开始自发代表,一部分党员在身份驱动、声望激励的动力下产生主动的代表行为,他们积极参加会议,在街头宣传“气代煤”项目,为群众反映意见,并且对于不愿意参加的群众进行了说服和协调,他们对自身的党员身份十分看重,通过代表行为在村庄中强化了自身的权威,但是因为自身的能力有限,行动力较差,代表的功能发挥受到限制;还有一部分党员希望通过自身的代表行为拉近与干部的距离,获得干部的认可,进而能够在村庄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他们积极联系在外打工的农民参与项目,帮助村级组织回收散煤,自身发挥示范作用,并且去村民家中指导村民操作,这一类党员的行动力很强,获得了村庄干部的认可,增加了政治上晋升的机会。本文认为,F村党员的代表行为具有自发性,而其代表行为也存在差异性。身份驱动下行动的党员主要侧重于为群众工作,其党员身份为代表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代表。另一部分党员更注重协助村级组织的工作,利益关系是其代表行为的主导性因素,从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代表。党员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党员在代表动力的驱动下塑造党员自身的代表性,进而进行主动代表,从而产生差异化的代表性。其中党员身份与利益关系成为党员代表行为差异化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种类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