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学思潮发生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反理学思潮始终如影随形，这既表现为非学术层面的强权对理学的冲击，更表现为学术层面的其他学派与理学的对立。这种对立不同于朱、陆之争这种理学思潮内部的歧异，而是一种来自理学外部的思想挑战，在南宋，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与朱、陆鼎足而三的姿态，全面集中地体现了南宋中期以来逆理学而动的学术变奏。　　就南宋学术与文学的关联而言，以朱熹为首的“理”本体派和以陆九渊为首的“心”本体派，各自以集大成的姿态对文学施以巨大影响，故当代学人颇注意自文学路径对其加以考察。然而作为南宋学术变迁的一部分，永嘉学派虽与朱、陆之学相鼎足，却至今尚未被整体纳入文学视野予以系统考察。正如同理学思潮广泛渗透于文苑一样，作为一种学术异变，永嘉学派在学术层面上对理学的反动，同样亦势必会予文学以辐射，从而使之呈现出与理学文艺相迥异的一面。事实上，作为南宋反理学思潮的代表，永嘉学派非唯在学术思想上与理学相对立，同时又高倡“道艺可合”、“德艺兼成”、“以文达志”，即儒术与文学并重，从而与南宋理学家相当程度的卑视艺文的取向大异其趣;而其以名公巨卿的身份对“永嘉四灵”乃至江湖诗派所产生的影响尤其引人注目。换言之，对永嘉学派的文学考察，既关乎“学人之诗（文学）”，又切于“风人之诗”，故对永嘉学派的文艺思想与创作实践作出系统梳理与总结，对于考察南宋非理学思潮对文坛异变的深度介入和影响，进而全面认识南宋学术与文学的双向互动，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　　本文研究对象为“学人之诗”，故重在考察永嘉之“学”与永嘉之“诗”（文学）的内在纽结，注重“学思”与“诗情”的互动。同时，本文以永嘉学派由“永嘉程学”发展为“永嘉事功之学”再蜕变为“永嘉辞章之学”的历史演进为基本线索，力图在这一嬗变轨迹中纵向呈示永嘉诸予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学风貌，并择取薛季宣、陈傅良与叶适作为基本个案予以重点考察，此外在考察中亦注意比较永嘉一派与理学一派的文学异同。　　总体而论，永嘉学派的基本学术品格与其文学活动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其一，永嘉学派的生成过程具有多源性特征，它既决定了永嘉学派的文学活动在模仿中进行反思和创造的历程，又决定了永嘉学派文学观念的开放性。其二，“道器统一”的立场是永嘉学派与朱、陆之学最为根本的哲学分野所在，永嘉学派对“器”有针对性的高倡，就意味着对属于形而下层面的“情”（相对于“性”）与“物”的张扬，这就为永嘉一派的重视艺文提供了哲学依托。其三，永嘉学派具有精研史事的传统，这一学术姿态在意识层面与艺术层面均对永嘉诸子的文学实践有不同程度的规约。其四，永嘉学派具有德利统一的功利观念，即既有现实层面的实践精神，同时又有着由“外王”而入“内圣”的道德追求，这使该学派在文学上既有振刷南宋文学精神的骨力，同时又不免对传统诗教思想有所因循。　　具体而论，在永嘉学派草昧时期，作为“元丰九先生”之代表的周行己、刘安节、刘安上与许景衡，一方面使洛学这一北宋理学的典型形态主导了他们自身以及温州的学术格局，并导致他们在文学上颇多模仿之态，而其淡于经营的特色，亦保持了与洛学文艺观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九先生”对温州士子逐步崛起于科场当有间接的推动之效，从而使科举因素逐渐渗透永嘉学派，并对文学产生影响。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九先生”在引进洛学的过程中又欲有所发展，这一以洛学为主导但又在一定程度上逸出洛学矩范的学术走向，使其在文学上又与洛学并不完全一致。　　在永嘉学派中兴时期，薛季宣在学术思想上表现出了与程、朱歧辙的明显异端性，即“道不远物”的哲学观和功利性、超越性并存的历史信仰。前者使薛季宣的文学思想以“以情存性”为突破口而走进了骚人之“情”;后者则使其对纯粹的“风人之诗”多有接纳。在创作实践中，薛季宣的散文堪称济世之文，其诗在情感主调上具有功利性与超越性并存的历史情怀、“泉石人”与“廊庙器”兼容的现实情思，在艺术上则以质直为主，奇放为辅，而后者在对永嘉后学的启迪中又逐渐演为主要方面。可以认为薛季宣不但开启了永嘉学统，同时亦开启了永嘉文统。　　在永嘉学派黄金时期，过渡性学人陈傅良与薛季宣相较十分强调现实功利，而缺少哲理高度的探讨，就永嘉学派的“事功”走向而言，这是在薛季宣基础上对“外王”走向的极大强化，但这一点恰恰使陈傅良的文学思想不如薛季宣之富有生气，陈傅良的说《诗》倾向，尚雅正而予“怨”以一席之地，故较之薛季宣，其对文学抒情性的强调反有所弱化。此外，陈傅良于科场的极大成功使其文学追求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工巧趋向。在创作实践中，陈傅良之文主要表现为以奏札为主的政论文，具有立说务新、委蛇宛转、文风密实、颇富骨力的特色;而其诗风则以情兼怨雅和醇雅工巧为基本内涵。可以认为在陈傅良手中，即已种下了使永嘉学派演为永嘉文派的种子。　　处于永嘉学派黄金时期且集其大成的叶适，其文学思想极为丰富，创作实践亦卓有建树。叶适继承并发展了薛季宣道不离器的道器观，并对其予以了“道艺可合”的文学体认;其“内外交相成”的功利哲学使其追求雄肆的文风和雅健的诗风;叶适之擅名于科场亦使其具有工巧的艺术追求;而其学术思想上的失语则与其文学思想上的矛盾密切相关。叶适的论政文、碑志文、记体文、序跋文均足以振刷浮靡，对南宋散文贡献甚巨。其诗虽有明显缺陷，但注重炼字炼句，描画细腻，颇富意境这些特色，毕竟对南宋后期诗坛施以了一定影响。　　在永嘉学派寝微时代，永嘉学派的基本学术精神基本日趋蜕变，叶适后学由“学人”演为“文人”，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戴表元诸子均长于谈诗论文，而在创作上更具有“文人之文”与“诗人之诗”的特色。永嘉后学的文学化，是永嘉学派学术理论之缺陷所产生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