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技发展趋势，使单个企业无法完成整合地区乃至全国的资源，推动国家层面技术创新的使命，使得原来以企业为唯一主体的技术创新模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政府在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推动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突显。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革命的飞速发展加速了全球经济科技一体化，企业虽仍是一国竞争力成长的根本，但是政府的作用也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提高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各国政府公共R&D政策的新职能和新职责。 但在理论研究中，不管是秉承熊彼特创新观点的技术创新理论，还是将技术内生化的内生增长理论，都将政府公共R&D视为矫正R&D活动市场失灵的手段而已，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讨论其解决R&D市场失灵的有效性上，基本上没有涉及政府公共R&D对经济增长直接作用的机制。只是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有少数西方学者试图在理论上解释政府公共R&D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一个战略机遇期，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之一。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企业、政府多元化的R&D投入格局，但由于受到企业自身规模的限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公共R&D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从理论角度揭示政府公共R&D与经济增长内在的联系机制，如何更有效发挥中国政府公共R&D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当前就显得紧迫而极有现实意义。 本文以政府公共R&D与经济增长内在联系机制为研究主题，继承了Aghion & Howitt(1998)所建立的新熊彼特主义(Neo-Sebumpetertan)内生增长模型的主要思想，通过引入政府公共R&D变量，构建了包含政府公共R&D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完整地刻画了政府公共R&D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论证了政府公共R&D不同方式对企业R&D、整个社会均衡增长率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且利用中国的实际数据验证了上述理论假说。最后，针对中国公共R&D部门“轻基础、重应用”偏好形成的原因，尝试从制度视角给予解释。 论文的主要结论和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公共R&D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公共R&D的不同方式，直接影响了企业R&D的边际条件，改变厂商R&D投资和实物投资决策，最终影响总产出；另一方面，由于公共R&D部门的研发活动，增加了社会知识的存量，加快了社会知识存量进步的速率(稳定状态时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