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同时凸显，甚至其负面的效应在一定时期会以超过其利益的形态展现在人类面前。目前，有许多技术从其诞生的一天起，就在社会上存在广泛而激烈的争议，诸如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体外受精等等。在本文中，我们称这一类技术为“争议性技术”。那么对于争议性技术，公众如何接受？哪些因素影响了公众对争议性技术的接受度，便成了值得探索的问题。公众对争议性技术的接受度，将直接影响着技术自身的发展。　　本文从这一类技术中选择了转基因技术作为代表，研究了中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问题。然而，转基因技术有很多种类，为了更好的研究中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我们选择了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玉米作为转基因技术的代表，研究公众的接受度问题。“接受度”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在本文中，我们用“态度”和“购买意愿”代表“接受度”。重点研究和讨论了“感知风险”和“感知利益”这两个因素对转基因技术接受度的影响。这两个变量的提出，对理解公众对转基因技术，乃至其他争议性技术的接受度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的结论将为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同时也为其他争议性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本研究由三个小研究组成:　　第一个研究是基于理性行为理论(TRA)和技术接受模型(TAM)，并根据当今争议性技术的特点，将“感知风险”、“感知利益”两个变量加入到原有模型中，代替原来模型中的“感知的有用性”和“感知的易用性”两个因素，并且将“科技价值观”和“人与自然导向价值观”作为影响因素加入到模型中，最终形成“基于感知风险和感知利益的转基因技术接受度模型1”。　　第二个研究是基于理性行为理论(TRA)和计划行为理论(TPB)的理论基础，将“感知风险”和“感知利益”两个因素加入模型当中，最终形成“基于感知风险和感知利益的转基因技术接受度模型2”。　　我们将研究1和研究2的问卷合并在一张问卷中，在全国各个省市农村发放调查问卷，结果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20份，回收率为84％，经一致性检验，剔除18份无效问卷，保留有效问卷402份，有效问卷率达80.4％。总共回收402个样本，用这些样本数据来分别对两个模型做结构方程模型，以验证各个因素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和购买意愿的影响。　　以上两个模型从不同的角度验证了“感知风险”和“感知利益”两个因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和购买意愿的影响。本研究将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的应用拓展到争议性技术领域。这两个模型的提出，不仅能够很好解释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问题，同时，对其他与转基因技术类似的争议性技术的接受度问题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三个研究，我们专门针对转基因食品中的转基因玉米，用“购买意愿”作为我们重点关注的接受度因素，采用了2千多个样本，对中国各个省市的公众的“认知度”、“科技价值观”、“自然价值观”、“感知的健康风险”，以及各个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年龄、居住地、居住地类型、月收入、文化程度）等能否有效区别其购买意愿，进行了调查研究。　　研究1、研究2的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论表明，态度能显著正向影响购买意愿。公众对转基因玉米的“感知风险”显著负向影响态度和购买意愿。“感知利益”显著正向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购买意愿，但对风险的谨慎要远胜其对利益的期望。中国公众的人与自然导向价值观(MNO)能显著正向影响其对转基因玉米的感知风险。科技价值观能显著正向影响公众对转基因玉米的感知利益，而对感知风险的影响则不显著。中国公众的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均能显著正向影响其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　　研究3中，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调查了科技价值观、自然价值观、感知健康风险/利益、认知度、以及人口统计特征对购买意愿的影响。其中，科技价值观、自然价值观、感知健康风险/利益对购买意愿的影响部分，其结论与研究1、研究2的结论相符。认知度、以及人口统计特征对购买意愿的影响部分，其结果表明除了性别外，认知度、年龄、地域、居住地类型、月收入、文化程度不同的公众对转基因玉米的购买意愿显著不同。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本文研究1、研究2的有效样本量只有402人，虽然达到了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但是对于本论题来说，有更为充足的样本量则更好。另外，三个研究的样本在职业、地域等方面的分布不太均匀。　　根据本研究的结论，我们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1)加强风险的监管和控制，并在安全的前提下，发展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利益。(2)重视对受众的科技价值观或人与自然导向价值观的引导。(3)在发展争议性技术的同时，采取实际措施加强文化相关的建设，关注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4)在尊重事实和伦理的基础上，加强对公众进行转基因食品相关知识的宣传和科普。(5)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　　本研究的结论为技术伦理研究、以及相关的社会学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改进，对转基因技术和争议性技术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