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作为公众获取艾滋病信息的主要渠道，在艾滋病知识的传播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公众的艾滋病态度形成与改变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围绕着五个主要研究问题展开，首先是在数据呈现媒介艾滋病议题建构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媒介对艾滋病议题的属性议程的建构手段。研究发现，媒介对艾滋病议题的建构与“真实世界指标”间不存在直接对应的关系，不同的报纸间，尽管在发行区域、属性及级别上各有不同，但是在报道主题、报道体裁、消息来源、报道版面及报道语气上，各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各报纸在艾滋病议题上的媒介议程非常相似。
　　在议程设置过程分析中，纳入了艾滋病议题的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研究发现，在艾滋病议题上，政策议程是议程设置过程中的原动力，对媒介议程有着直接而明显的影响，政策议程对艾滋病议题的定位直接影响了媒介艾滋病报道的阶段性变化，同时，政策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也非常大。在西方社会表现活跃的媒介议程在中国社会的艾滋病议题上的表现却比较消极，多数的议题建构行为是对政策议程的附和或被动反应。公众议程是媒介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影响目标，却并没有得到重视，公众议程对其他议程的反向影响力相当微弱。
　　研究者普遍认为自2003年以后，媒介对艾滋病议题的建构进入到更为科学与人性的阶段的，但是，由于媒介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既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还有自身的组织目标、媒介组织间相互影响、新闻生产框架、个体记者素养等因素，其在艾滋病议题的建构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报道主题分布不平衡、报道体裁单一、报道集中于世界艾滋病日前后，媒介议程在整个艾滋病议题的议程设置过程中的表现也比较消极，媒介报道对公众存在着一些负面影响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媒介在艾滋病议题的社会解决中所能够和应该承担和发挥的社会功能不相符，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媒介议程对政策议程的过度依赖。最后，针对媒介艾滋病议题建构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具体的个体记者素养培训、重视公众议程需求，以及提升媒介艾滋病议题建构在艾滋病问题的解决及媒介议程在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