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伯明翰研究中心的全球离散使得其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站,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因此备受英国影响,此外尚有美国与亚洲的文化交流、澳大利亚自身的本土性,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貌。而所谓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之“转向”也正是相较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批判传统而言的,可以说1980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是该转向的基点。大致而言,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流变可以视为在1980年代从菲斯克为代表的流行文化研究,经由1990年代本尼特为代表的文化政策研究再到新世纪后哈特利的文化创意研究这一过程。相较于伯明翰学派而言,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结合自身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澳洲文化理论,并越来越强调参与性与批判性之结合。在这条脉络之外,于1980年代便存在、经由菲斯克进一步拓展的的文化政治研究的线索一直存在并发展,格雷姆·特纳、墨美姬、洪美恩等是其代表性学者,他们的研究一直持续到当下从而与菲斯克—本尼特—哈特利这条线索形成了重要的呼应。不过,虽然文化政治研究脉络30年来一直在发展,但大致而言依然没有跳出全球文化研究的总体范式,所以相较而言,澳大利亚文化理论的“转型”更多地通过文化政治—文化政策—文化经济的脉络得以体现。不过在新世纪以来,文化政治的范式也越来越多地吸收了创意产业理论的诸多方法与成果并逐渐开始超出既有范式。在新世纪,两大范式存在合流的趋势。依次看来,菲斯克在其研究中初步引入了福柯的微观权力视角,用以论证大众的反抗性。其最终结果是将注意力转向个体的快感,达成了一种从“意识形态的政治学”到“快乐的政治学的”变化。虽其观点饱受诟病,但其贡献在于,其一,他所说的大众对于流行文本的改造与之前的读者的主动性有本质的区别。菲斯克论证的接受者可以切实地通过行动改造文本的物质形态,这一点预示了数字时代的文本创作形式。其二,微观层面上的反抗虽然不宜夸大其影响,但是这种反抗或许起到了摧毁社会契约的重要作用,因此其影响也不容小觑。但如何评价这种行为,菲斯克并未提供价值标准。除了对文化政治的关注之外,早期的传播符号学研究可视为菲斯克的另一研究面向,不过在1980年代中后期,菲斯克逐渐开始超越符号学的研究,其表现为将文本的范围拓展为流行文本,研究范式也引入符号学以外的其他方法,包括福柯的微观权力视角。不过,在其流行文化研究中依然可以看到其符号学方法论的影子。以本尼特为代表的文化政策研究的关键意图在于发展一种“有用的知识”以参与现实实践。其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从基础上革新了文化的概念,将其视为一种机制,而这种“有用的知识”便在于对机制的理解与引导。因此他继菲斯克之后,再次征用了福柯的理论,不过更多的是引入福柯有关“治理性”的研究。本尼特的研究也引发了关于知识分子之使命以及文化研究之使命的讨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研究都不应当仅仅是“批判的”,还应该是“实践的”。除文化政策研究之外,本尼特也对通俗文化、流行现象报以关心,如对邦德系列文本以及1980年代摇滚乐的研究,这其中也带有一种“文化政治”的意味。或可说,“文化政治”一直是本尼特试图对话并最终超越的对象,而文化政策研究以及最终对“有用知识”以及“实践性”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是其最终的理论成果或说解决方案。哈特利及其团队的创意产业研究在主张参与性、实践性、建构性方面都与本尼特有着精神上的相似之处,但哈特利的理论中其行动主体已从知识分子变成了人民大众。在后期他更将系统论、进化论的观点引入文化研究领域,将文化视为一种演变的整体,再次提出了有关“文化”的新观点,并试图通过这种观点更新文化研究。同时他也如本尼特一样,主张一种建构性的理论书写方式,这种视野也影响了其他学者如洪美恩、墨美姬并激起了关于文化研究范式讨论。有关“批判性”与“建构性”的争论在创意产业时代依然延续,其中贾斯汀·奥康诺是创意产业理论的重要批判者,在他看来创意产业理论与启蒙价值有着重要关联,那么也在很大可能上沿袭了启蒙价值的侵略性,而创意理论的许诺并未尽数实现。此外,在创意产业理论中,有关中国的研究也为数不少,金迈克是其中的重要一位,在他看来,创意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有关。文化是决定创意是否成为内生力量的关键。另外,哈特利有关媒介的研究也渗透了他有关文化政治的看法,这也是澳洲文化理论的一个特点——通过对于媒介的研究展开其文化政治的观点。在1980、1990年代,有关神话、表征、后现代主义、读者等话题相继在澳洲大陆激起热潮;在新世纪后,传统的“身份”问题则逐渐被视为一种负面与封闭的象征,试图超越“身份”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的关心成为新世纪以来澳洲文化政治领域的重要话题。这种从关注表征政治到最终试图超越身份的变化可视为澳洲文化政治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趋势。通过对既往文化研究范式的反思,诸多学者重新对文化研究本身进行反思,在此意义上文化政治研究的新发展与哈特利更新文化研究的企图有了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