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以初产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完成孕30~36周、产后第1周、产后第6~8周的三次横断面组成的调查,并从样本中抽取出同时完成三次调查的对象,形成回顾性队列;余下人群作为非队列组用以对比研究,旨在利用非队列组探讨社会资本在孕产期抑郁(患病率)的作用及影响路径机制研究,并结合队列研究证明社会资本在自然状态下的变化趋势及对抑郁(发病率)作用,两者结合共同证实研究假设,为孕产妇健康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及方向。方法:(1)文献研究法: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中文数据库阅读国内期刊、硕士和博士论文;Science Direct、Pubmed、Web of science等外文数据库检索相关文献,了解社会资本概念、产后抑郁与社会资本关系的相关研究。(2)问卷研究法:研制孕晚期、产后第1周和产后第6~8周的一般情况调查表、产后抑郁量表和社会资本量表。(3)现场调研法:采用立意抽样的方式选择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分三次分别在初产妇孕30~36周、产后第1周内和产后第6~8周内完成,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网络问卷的方式调查。(4)数据分析法:利用统计图、单变量分析、单因素分析、多重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手段分析社会资本及产后抑郁的流行现状,以及社会资本对产后抑郁的影响路径。结果:(1)非队列组中,孕晚期的抑郁患病率25.9%,产后第1周患病率16.8%,产后第6~8周的抑郁患病率25.8%。队列组中,产后抑郁累积发病率为34.2%,其中产后第1周发病率为17.3%,产后第6~8周的抑郁发病率为16.9%。(2)非队列中,孕晚期抑郁患病率的人口学特征影响因素为:居住地、教育程度职业等11个负向影响因素;产后第1周抑郁患病率的影响因素为:居住地、坐月子条件等13个负向影响因素;产后第6~8周抑郁患病率的影响因素为:不良孕史、宝宝生长发育情况等9个负向影响因素。人口学特征是社会资本对孕产期抑郁患病率影响的混杂因素。(3)非队列中,社会资本四个要素在孕产期三个时段均为相应阶段抑郁的影响因素。孕晚期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依次为: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产后第1周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为: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产后第6~8周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为:社会信任和网络参与。(4)非队列结构方程模型中,孕产期认知性社会资本通过自身直接影响抑郁和对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抑郁,其标准化直接效应为-0.04、-0.26、-0.18,标准化间接效应为-0.28、-0.11、-0.17,其标准化总效应为-0.32、-0.37、-0.35;结构性社会资本直接影响孕产期抑郁,其标准化直接效应为-0.41、-0.23、-0.28。(5)社会资本各阶段均值无统计学差异(除非抑郁组孕晚期社会网络提高外)。结构性社会资本(网络、参与)对产后8周内(累积发病率)、产后第1周和产后第6~8周的抑郁发病率的影响效应有统计学意义,其效应量RR值均在2倍左右。相关分析中,非抑郁组的社会资本(除社会参与外)与EPDS两者未见存在相关;抑郁组社会参与各时期均与产后抑郁值有影响,产后第6~8周结构性社会资本和社会互惠均与产后抑郁值有影响。回归分析中,非抑郁组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对孕晚期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社会参与对产后第1周和产后第6~8周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抑郁组社会信任、社会互惠对产后第1周EPDS产后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社会参与对产后第6~8周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结论:(1)人口学特征在孕晚期、产后第1周和产后第6~8周对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不一致,且其是社会资本对孕产期抑郁影响的混杂因素。(2)社会资本各要素对孕产期抑郁均有负向影响。(3)社会资本对孕晚期抑郁的影响路径一致,即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孕产期抑郁均有直接影响,认知性社会资本有间接影响;但作用效应量存在不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产前抑郁影响大于认知性社会资本,认知性社会资本对产后抑郁影响大于结构性社会资本。(4)自然状态(无干预)下,社会资本从孕晚期、产后第1周、产后第6~8周具有相对稳定性(除非抑郁组孕晚期社会网络提高外),无明显波动变化趋势。(5)暴露于低结构性社会资本的产妇其产后抑郁发病率(累计发病率、产后第1周和6~8周发病率)是高结构性社会资本的2倍左右。(6)社会资本在队列组并非均有影响,且非抑郁组与抑郁组的影响方式亦不同。(7)孕产妇应敞开心扉、关爱自身,调节饮食睡眠;家庭和社会应重视并参与提高孕产妇社会资本;政府应重视预防和干预创新,关注特殊群体,引导健康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