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个性化”诗学理论是艾略特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经过译介传播在二十世纪初进入中国的诗歌领域，并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的中国诗人正承受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从内部来说，白话新诗面临着寻找出路的转折口，正处于一个亟待整合的阶段；从外部来说，抗战已经成为不客抗拒的严酷事实。在此背景之下，诗人对“非个性化”理论的选择和运用，就具有了历史的意义。　　 本文共分三章。　　 第一章主要介绍“非个性化”理论的构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非个性化”理论()落于艾略特多篇诗歌论文中，并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非个性化”理论大体构成要素：历史意识、客观对应物、知性。通过“非个性化”理论的译介与传播，这一理论已融入到中国新诗的自我建构体系之中。　　 第二章以新诗的发展状况为背景，分析了“非个性化”理论在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中的具体运用情况，试图描述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所呈现出的一种层次错落、内涵丰富的诗歌景象。在“历史意识”部分，本文主要从如何对待“传统”和如何客纳“现实”两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自身的语言建设方面如何获得一种历史有效性；在“客观对应物”部分，本文从“声音”和“互文”两个角度分析了具体的诗歌文本是如何通过制造一种情境化、多元化的诗境来实现个性的消泯、个人意识的弱化，最终达到转化情绪、整合经验的目的；在“知性的美感”部分，本文以卞之琳的《无题》五首和穆旦的《诗八首》为例，从“用物体来思考”和“用身体来思考”两个角度，分析了诗人们如何把一种抽象的哲思和具体的情绪和意象结合在一起，使新诗获得了一种融合了经验性和思索性的气质。　　 第三章在第二章对技法分析的基础上，从“结合式主体”和“悖论式主体”两个角度，探讨了复杂多变的写作景象背后隐藏的主体特征。在“结合式主体”部分，本文通过分析部分诗人的创作及理论，指出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对“非个性化”理论的运用、对自身整合的努力，以及争取一种历史有效性，其最终抵达的是一种外部整合，是“现代主义话语”和“革命话语”的一次结合；在“悖论式主体”部分，本文指出由于诗人选择的表达系统自身的矛盾，在这种看似完美的“结合式”主体面纱之下，具有现代质感的生存体验并没有在诗歌中消失，反而以鲜明的方式得以表现，诗人们期待的整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中国现代主义的诗歌主体，既承受着强大的外部压力，又体验着强烈的内在焦虑，羌法被囊括进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之中；任何单一的描述模式掩盖的，是主体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文的目的，是尽可能还原其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