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与人文精神同时并存的西周文明,以其对天人关系的特有解读成为探寻中国哲学起源的关键一环。《尚书》中以敬德保民为核心的天命观,更是展现出宗教信仰中天人关系的新境界。《尚书》天命观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前提。颛顼时期的“绝地天通”以及殷人对“帝”的至上神信仰,都为其产生提供必要的思想养分。而于周之代殷历史剧变中产生的周初统治者对于解释政权合法性、完成民族整合以及稳固政权等重大现实任务的忧患意识,便成为《尚书》天命观产生的直接前提。正是出于对稳固政权的强烈忧患,使得周初的开国者们在反思总结殷人何以灭国的教训时提出了天命观:（一）天命靡常,天命可变;（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三）天民同心,天意在民。由此周人创造性地将“德”注入到天命之中,形成天意——民情——政德合一天命体系。在此体系之中,天被赋予赏善罚恶的道德性格:天意在于民情,而民情如何则取决于君王之敬德与否,从而君王之德成为王朝获取天命、维持天命的关键。正因为天从喜怒无常之天过渡为善恶有则的道德之天,于是人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上天的恩惠和惩罚,而是通过敬德保民来获得和维持天命。于此所蕴含的天之神性的渐渐淡化以及人事（德）之重要性的提升,进而掀起了一场殷周之际宗教思想的大变革。伴随着殷周之际宗教形态的深化,孕育其中的人文精神也逐渐凸显。人文的突破使得人的主体性意识得到觉醒,意识到人事的力量。需要注意的是,此种主体性意识的萌发,仍是在天命信仰之下的。周人所做的一切重人事的措施,都是为了子子孙孙永享天命。但是西周天命观的出彩之处就在于,周人对天命的信仰愈坚定,由其产生的道德意识就愈发浓厚,二者相互促进、共生互利。《尚书》天命观的产生,首先为周人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强大的观念支撑作用。其次,其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为早期儒家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养分与资源。因此,时至今日,应当重新定位前轴心时代的思想文化,尤其是西周“崇德贵民”的天命观,正视其思想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