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世,文字狱盛行,致使文风、学风均归于沉寂。桐城派作为清朝时期最大的散文流派,提倡以古文为时文,将唐朝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精神发扬光大。由于桐城始祖方苞重韩抑柳,又曾经称赞自己的学生刘大櫆是“昌黎复出”,所以许多研究者认为刘大櫆“文祖韩欧”,而忽视了刘大櫆与柳宗元之间的关系。经过对二人文集仔细地比较,发现刘大櫆的历史观与柳宗元有许多相似,甚至如出一辙的地方。诸多历史观中,柳氏的天人观、人才观、以及民生观对刘氏影响最为显著。本文分成四个部分,以柳宗元的影响为中心展开对于刘大櫆历史观的研究。第一部分为天人观。该部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方面是刘大櫆对于柳宗元“天人不相预”唯物观的继承,认为天是无知者,不能主宰人的旦夕祸福,是对柳氏“功过自功,祸者自祸”观点的发扬,从唯物观的角度否认了“天人合一”的绝对神权。第二方面是对第一方面的延伸,刘大櫆深受柳氏“合焉者三,一以统同”观点的影响,从世界本原角度出发,证实了“天人不相预”,指出“气”为世界的最终本原,并且阴、阳、气“三合”所运行的轨迹就是自然规律。第三方面则是对“天人关系”的延伸,皇权社会炮制神秘的“君权神授”理论,目的在于加强专制统治。归根结底,“天人关系”实际上“君臣关系”的强制标准。刘大櫆认为,既然“天人不相预”,那么君臣之间就应该为共事关系,而不是死愚效忠的关系。这是对柳宗元“利安元元”君臣关系的继承。第二部分为人才观。该部分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方面,刘大櫆与与柳宗元科场命运遭遇相似,才华横溢却屡试不中,最终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观,主张打破血统高低对于选官的束缚,这一主张正是柳氏驳斥“贱妨贵”观点的精髓所在。第二方面,刘大櫆提出真正的人才应该“德才兼备”,武将与文臣面对外敌或是逆境时,都应该保持高亮的气节不变,表现出与柳氏一样的政治志向。第三方面,刘大櫆将柳氏“士‘荣后虐今’”观点与实际联系在一起,劝慰自己和其它读书人潜心做学问,不要盲从先哲,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应该保持独立的判断与思考,成为真正的有识之士。第四方面,刘大櫆认为,文章是文人思想的凝结。一篇“经世致用”的文章,是国家栋梁之才的思想体现。所以,他主张以古文为时文,反对华而不实的时文,与柳宗元反对骈体文的用意相同,将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精神发扬光大。第三部分为民生观。该部分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方面,刘大櫆借反对明朝的宦官专权,来表明自己的“为官之道”,与柳氏借“永某氏之鼠”寓言反对宦官专权如出一辙。刘大櫆认为中朝官员是国家选拔出来的栋梁之材,是治理国家的主要力量,应该替君主分忧,为百姓谋福祉,最终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正是柳氏“利安元元”为官之道的再现。第二方面,刘大櫆认为官吏应做到“利及以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发展了柳氏的“吏为民役”的民生观。在柳氏的基础上,刘大櫆进一步说明,民事无大小,应该体恤民力,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建立服务意识,而不是以权谋私,压榨百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刘大櫆具有早期的民主主义思想,但是并没摆脱专制社会的束缚,提升到推翻君主专制的层面。第四部分为结语。经过前面三个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刘大櫆深受柳宗元的天人观、人才观以及民生观的影响,反对“天人合一”的神权思想,与以“敬天”为祖训的清王朝背道而驰；反对迂腐的八股文,主张唯才是举,将矛头指向朝廷的用人制度；主张体恤民力,保护民生,以关心天下苍生为己任。最后,从历史观领域上升到学术层面,认为刘氏对柳宗元的继承,为原本枯燥死板的清朝带来一股清新的学风,打破了乾嘉学派独挡天下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