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1924年在广州创建黄埔军校,这是国民党创建军队的开端,始称“党军”。这种以党建校、以校领军,军事与政治教育并重,实现党、军合一化的建军模式,与中国历史上各种兵制迥然有异。1925年7月起,革命军队统一组建为国民革命军。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有其控驭军队的理念与一整套方法,这成为国民政府军事近代化过程中的思想性背景。回溯清末新军的编练及其相关军事机构,就能发现国民革命军政治部门的组建及其制度化,还是中国军队近代化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　　 孙中山创制并完善三民主义,把主义作为践行国家与民众利益的灯塔,以政治思想统领官兵的精神世界,在儒学体系坍塌之后,为部队及整个民族找到新的航向。苏俄的十月革命开辟政党领军的先例,促使孙中山、蒋介石决定引进党代表制和政治部制,国军政教体制由此定型。党代表与政治部制推广到其他各支军队,反帝反封的革命意识被迅速激发。容共是苏俄援助国民党的前提条件,把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化,还是把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化,是孙中山联俄容共初期就已面对的棘手问题。为抑制中共以政治教育为媒介,企望借助北伐扩展势力的谋略,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把第一军及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员排挤出去,政教体制因此大受影响。　　 汪精卫被排挤出国之后,国民政府设置军人部,总党代表的权力被军人部长蒋介石接掌,军委会政训部改组为总司令部政治部,使军权、党权、政教权三者合一,军权逐渐凌驾于党权、政教权之上。在近似颠狂的革命氛围中,北伐揭开序幕,战时政教体制全面推广,政教与军事配合默契。为制止蒋介石权力高速扩张,苏俄、中共、国民党左派掀起恢复党权运动,并力图重建总政治部的以往权限。到1927年初,军队中共产党的势力很大,引起蒋介石及其他部队长的高度警觉。随着工农运动的深入、政教人员对军权的渗透、中共高层对国民党中央的掌控,国民党感到强烈的生存危机,官兵对中共主导的政教体制日益反感。蒋介石、汪精卫以武力先后将共产党剔除出国民革命的阵营。　　 清党严重影响政教体制。党代表制废弃以后,蒋介石对党组织的依靠减弱,对部队的控制回到传统的人际关系上去。蒋介石名义上为四大集团军总司令,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重建后,职能进入不了其他三个集团军,军队的政教权与指挥权一样呈现分裂特性。政训部成立初期,反帝反封观念与两党合作时期几乎相同,不少官长希望走出与中共暴力革命不同的解决农村问题的新道路。济南惨案对国民革命军政教体制的影响力度不下于清党。济案后,政训部的高调反日宣传受到国民政府的限制,革命外交走向尽头。平津克复后,国民政府大规模裁撤各级政训部,国民党和政治教育渐渐分离。军委会政训部对自己的命运有过几次抗争,就在被裁撤前还提议恢复党代表制。1928年12月,军委会政训部改为政训处,划归训练总监部,政教体制最终以功能衰竭而落幕。　　 清党使党的权威轰然倒塌。在黄埔系与CC系的争夺中,国民党对政教体制的掌控呈现瘫痪状态。由于缺乏党的向心力和公认的军事领袖,党内军头混战不绝,孙中山资源成为蒋介石获胜的重要凭借。鼓吹集权独裁、成员主要为黄埔学生的复兴社得以组建,随着政教机构的逐步重建统一,复兴社对政教系统的控制力随之增强。国民党第四次江西“围剿”失利后,蒋介石为统一部队思想认识,庐山、峨嵋军官训练团应运而生。军训团对第五次江西“围剿”的获胜和日后坚持持久抗战发挥了一定作用。东北军中的政教人员,在从华北抗日前线撤至西北“剿共”前线后,面对安内攘外的国策,完全缺失工作热情。政教体制自身又弊端丛生,政教人员无法将抗日怒潮转变为“剿共”动力,对部队长的监察职能也难以施展,在中共兵运和统战策略的感召下,最终酿成西安事变。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1938年1月恢复政治部,政教机构迅速扩大,政治教育推广于各抗日部队,政治部再次成为联共的重要舞台。随着政教规章制度的颁布,国民革命军政治教育迅速展开,军队精神面貌大有改善。二期抗战以后,国共摩擦开始显现,伪军势力也逐日增多,部队抗战面临更大的难关。为增强军力,提高政教效果,张治中推行长达数年的政工改制,收到了明显成绩。因受限于体制,抗战后期的政治教育面临日益增加的困境。桂军政教体制继续强化李、白的领袖权威,防范中央势力的渗透。晋绥军既要抵制中央,更要防止中共势力的过快增长。　　 荣军政治教育应抗战需要而建立,随抗战演进而开展。政治部、军政部、半官方民间团体等联手解决伤兵问题,院政监理收到明显效果。政治教育的要点是激发伤员抗战情绪,举行慰劳活动,提倡娱乐调剂生活,借以维持风纪,减少逃离残废现象,鼓励痊愈官兵重上前线,以管教卫养为原则,达成自治自信自养自卫等目标。“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统帅”,同样是军医院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防止中共利用伤兵进行政治渗透,一直是国民政府高度警惕的话题。为缓解财政压力,国民政府借鉴中国古代军屯和西方荣军生产的经验,发起“残而不废”运动,组织荣军从事生产服务。对比中国古代的军垦,结合抗战严酷形势,荣军的生产教养工作完全可以厚重地载入民族史册。　　 抗战胜利后,在“还政于民,还军于国”的强大压力下,国军政教体制发生裂变。在军队国家化的解释框架中,国民党在国家化与党化的双向轨道上找不到宣传的介入点,军与民、党与军、军与政之间相互脱离的现象更为严重。国民党意识到中共土地政策可能对其统治秩序造成致命打击,检讨自身土地措施如何影响军事政治进展,并为此拟定解决的原则与步骤。两党不同的土地政策,经过民众对比、中共宣传、社会舆论的传布,使得南京政府与国军的正统形象逐渐消解。“杂牌”队伍的政治教育特别无力,无法防止中共的兵运工作。政治教育流于形式,“四大公开”没有办法推行,军民关系形同陌路,官兵斗志沦丧,国民党的“正统性”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抛弃。1948—1949年国民革命军大面积的起义、投诚、倒戈,说明政教体制的功效基本丧失。军事溃败,导致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土崩瓦解。　　 美国协防台湾以后,蒋介石得以抽出精力调整内部统治结构,启动国民党“改造运动”,恢复军队党部则是党务改造的重中之重。蒋经国被赋予重建政教体制的重任。1950年起的改制没有重建党代表制度,但党代表的副署权被政治部有限制地恢复,政治教育和军事指挥各行其道。改制后的政教体制包括组织、政训、监察、保防、民运等事宜,政教人员的地位及权责明显提升,国军战斗力、福利、纪律得到显著改善。台港等地的党内外民主人士,依据1947年宪法,反对军队党化。《自由中国》刊发大量要求取消军队党部,实现军队国家化的言论。1957年初,总政治部在军中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强调国共斗争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为军队党化进行辩护。随着岛内民主改革的诉求、美国的施压,台湾1987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取消军中党部,国军正式符合宪法规定,成为超然于党派以外的国家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