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让-巴蒂斯特·杜罗塞尔(Jean-Baptiste Duroselle,1998)提出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对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背后的“深层力量”进行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外交行动是由诸如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形势等塑造国际网络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考查拉丁美洲国家复杂的外交决策系统,以及在其对外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次国家(subnational)代理人,试图勾勒出中国与阿根廷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互动网络。本文通过梳理官方文件、采访和回忆录,尝试对这段时间的中阿外交关系发展的阶段、策略和其经济与文化网络进行归纳。鉴于当时的两国外交关系具有非官方的特点,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的理论框架以建构主义为基础,该理论认为,各方力量和行动者的体系是制定实际政策的社会基础;我们同样采用了皮埃尔·布迪厄场域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指明代理人和机构会在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中互相竞争。综合来看,这些方法揭示了丰富的文化与经济交流史,最终带来了 20世纪70年代初两国外交正常化。这三十年中,阿根廷和中国都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根廷一直保持中立态度,直到德国向盟国投降两周才改变立场,在战后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1943年上台的军政府中的核心人物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on)发起了一场多阶层的运动,决定了该国在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走向。早在1945年中,阿根廷政府与当时的中国政府签署了首项协议,并在上海设立了驻中国大使馆。吊诡的是,这却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派出的外交使节与阿方谈判带来的结果。1945年4月20日,由阿夫拉·沃伦大使率领的一批经济学家、将军和政治家组成的外交使团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的目标是让阿根廷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阿根廷在战争期间的中立立场被视为与默认与轴心国合作,因此在融入战后全球体系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为促成阿根廷加入联合国的目的,美国代表团建议阿根廷应该承认中国与苏联的国际合法地位,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寻找更多的盟友。在二战期间,相较于南美洲的相对稳定,亚太地区是一个主要的战争前线。在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中国内战爆发,最终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上发表演讲并宣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两个月前,阿根廷外交部长鉴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建议其驻华代表返回阿根廷。1949年8月,阿根廷终止了在上海的外交使团,与中国大陆失去了官方的联系。在随后的全球冷战形势下,阿根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列属于不同的集团。拉丁美洲的国际关系在冷战期间深受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Rapoport,1989;Oviedo,2010;Brands,2012)。在1960年北京与古巴签署第一份协议之前,美国通过“大陆协议”要求拉美各国不得与北京建立正式关系,因而没有一个拉美国家敢对该协议提出挑战。然而,在此期间,中国和阿根廷(还有其他拉美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双边贸易——包括但不限于农产品——甚至进行了非正式的政治讨论。双方交流的对象不仅仅是大量的学者,还包括商人和各种民间社会机构的成员,这些交流时常得到双方政府的支持。这个非正式的网络在阿根廷各政党和军队内部引发了一场辩论。当然,这些交流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内涵。文化和经济交流是一系列共同因素的结果,例如意识形态(如拉美日益增多的社会运动和左翼政党)、经济困境(中苏决裂之后,中国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购买食品和农业产品)和国际环境(在1953年的朝鲜战争后,中国的“人民外交”聚焦于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中国和阿根廷之间的贸易始于庇隆主义政府时期(1946-1955年),它呈现出一种私人、半官方和公共参与的形态。部分中国学者认为,阿根廷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拉美国家(Wu,1998;Zhu,2012)。1953年9月,阿根廷出口促进协会(IAPI,庇隆主义政府成立的官方组织)的一个代表团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协议,通过香港总领事馆向中国提供2万吨小麦。该协议被阿根廷政治集团中的保守势力视为违背美国制定的东亚政策的行为(Llairo and Siepe,1997)。1953年中阿之间建立的第一波联络网,在两年后被军事政变所中断。民主政府和军事独裁政府之间的深层对立导致国家无法制定清晰的长期政策。军政府的反共立场制约了阿根延与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发展经济往来。直到1961年6月,当时奉行发展主义的总统阿图罗·弗朗迪西Arturo Frondizi)将目光转向“东方”,愿意发展对华出口,以改善本国的国际贸易格局。曾有学者(Mitcham,2005;Oviedo,2010)指出,中阿两国在1949-1971年的联系仅限于经济层面。然而,即使是贸易交流也明显受到政治的影响。庇隆声称阿根廷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采取了“第三种立场”,弗朗迪西总统(1958-1962)试图“使阿根廷经济多极化”,而伊利亚总统(Arturo Illia)则追求在两极之间保持“战略平衡”(Simonoff,2007)。在任何情况下,军队、政治保守力量和国外压力都限制了国家战略自治的空间。阿根廷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非常不稳定,这一特点对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东亚的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军政府时期,阿根廷和中国之间的联系降到了最低水平。直到亚历杭德罗·阿古斯汀·拉努斯(Alejandro Agustin Lanusse)政府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地缘政治政策之后,阿根廷才于1971年中期,在布加勒斯特与中国代表重新开始对话。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交流是中国“人民外交“的战略要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华的阿根廷作家是劳尔·冈萨雷斯·图农(Raul Gonzalez Tunon),他在阿根廷共产党的资助下,于1953年游历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地区。次年,南美和平主义者诺贝尔托·弗朗蒂尼(Norberto Frontini)和玛利亚·罗萨·奥利维拉(Maria Rosa Olivera)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上会见了中国代表。弗朗蒂尼、奥利弗、画家卡斯塔尼诺(Juan Carlos Castagnino)、诗人奥尔蒂斯(Juan L.Ortiz)应中国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访华。回国后,弗朗蒂尼、奥利弗和卡斯塔尼诺在阿根廷成立了中国文化协会,编辑了一本名为《中国文化》的杂志,在1954年到1955年间共发行了两期,致力于介绍中国文化的概况,包括音乐、文化、文学和传统戏剧等各个方面。尽管该协会持续时间不长,但它为中国代表团和其他访华的阿根廷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平台。就这样,他们开启了与中国的积极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一直持续到1966年,当年的军事政变中断了他们与东方集团的一切关系。在研究这一时期中国与拉美的文化和经济关系时,冷战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其相关的问题需要重新审视。人们通常认为,冷战是两个全球超级大国之间对抗僵局,并构成了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全球框架。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一场潜在的战争导致世界分裂为两个半球:西方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和东方的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然而,我们认为,特定的双边关系揭示了更为盘根错节的复杂性。冷战作为一个概念框架对于从全球角度重写各国国内冲突无疑是有所裨益的,但它也会阻止我们解读本地和地区性行动者的特殊性和可能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在冷战期间,存在不同而不是单一的趋势、制度和实践。正如安德斯·斯蒂芬森(Anders Stephenson,1997)所指出的,对冷战的不同定义将导致不同的时期划分。本研究表明,阿根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联系与阿根廷的政府类型和他们对国际局势的理解(深受朝鲜战争和古巴革命意识形态对抗的影响)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地方组织与国家战略和国际语境中交汇之时,冷战中的两极对抗还是给地方组织留出了相对的自治和能动性的空间。就此来讲,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冷战的大国间根本冲突的格局之外,中国和拉美之间存在着丰富的互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