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资本输出——对外直接投资(ODI)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通过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结合海外资源创造了非常高的利润和收益,为资本输出国的经济摆脱国内资源限制而发展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企业也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ODI)不但符合中国“引进来、走出去”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同时对中国经济进一步突破瓶颈发展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能疏解国内经济矛盾和贸易摩擦;消费和出口的比重将得到加强,出口的结构也将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还能迅速改善货币政策环境,逐渐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熨平中国经济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引发的周期性波动;加强中国投资的可持续性,改善科学发展的基础环境;分散国内经济不景气对产业的冲击,将市场扩展至海外,从而拓展新的利润空间,并且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贸易结构优化;从全球经济角度来说,中国ODI将推动全球经济从不平衡逐步走向平衡。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税收环境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它包括了中国作为投资主体的母国和东道国两种环境,因此,如何正确评估税收环境对投资的影响,国内政策如何有效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中国税务部门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分析税收环境与投资的相关性分析入手,通过对中国相关涉外税收政策的评价,提出营造激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环境的政策建议。全文整体结构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引言主要是对本文要研究问题的相关背景、目的和意义的分析。第二部分:文献综述,本部分从三个角度来概述当前国际国内对税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问题的研究成果及简要点评。一是跨国直接投资与投资环境理论述评,该部分又分为三个分支:直接投资的动机与成因分析、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研究;二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理论与投资环境述评,国内许多学者一般将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上,因此对税收环境对资本流动影响的研究报告并不多,而且深度有限,基于税收的角度对ODI展开的研究更不多见;三是税收与跨国直接投资环境理论述评,总的说来,在1990年代以前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多认为在大多数FDI决策中,税收因素是影响力相对微小的因素,FDI税收政策基本无效。而那之后的很多研究则表明:税收因素逐渐成为影响FDI决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FDI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正在不断提高。第三部分:税收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分析。(一)东道国税收环境对企业投资经营的影响。本节将税制结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税收环境的两个重要考察因素,用国际资本对中东欧发展中国家1993-1998年的资本输出相关数据作计量分析,得出国际资本对东道国的选择受东道国税收宏观环境影响显著的结论:国际资本会抛弃那些税收制度复杂、税制变化不连续的国家,而选择税收制度相对简单、税制变化连续的地点作为投资地。(二)母国税收环境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一般而言,目前各国对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专门的税收法律。那么,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环境因素就主要体现在母国同东道国的税收关系上。主要体现在消除双重征税、税收协定、避税与反避税措施等方面,这些税收法规表现了一国对本国资本对外输出的基本态度,直接影响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信心和积极性。(三)税收制度要素环境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节通过理论模型推导确定了税收制度要素特别是各种税率对对外直接投资利润的影响。第四部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环境现状分析。(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环境现状描述,主要介绍了中国相关涉外税收政策。(二)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对外直接投资税收环境的约束。一是税收服务跟不上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对外国税收政策基本情况缺乏了解让不少企业在“走出去”时裹足不前;二是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涉外税收法律不成体系,多散见于《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之中,进出口方面的税收减免优惠也只散见于相关进出口管理条例中,不但税收法律级次不高,激励效果不明显,而且缺乏系统性,协调和调整相关规定难度大;三是税收抵免规定不合理,我国实行分国不分项抵免限额法,造成跨国纳税人总体税负上升,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导致企业经营行为的扭曲;四是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明且形式单一,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政策导向,影响投资效果。(三)国外营造对外直接投资税收环境的税收政策启示。简单概述了国际上通行的税收抵免制度、鼓励继续投资、增加企业抗风险能力的税收措施、反避税措施。第五部分:思路与政策:营造激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环境。(一)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服务,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指引》。制定统一规范的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指引》及《对外直接投资指引——某国索引》,对东道国税收制度体系包括税制总体情况、变化连续性、复杂程度、主要税种、税率、适用范围、中国与该国税收协定状况、税收饶让、抵扣办法等作比较细致的介绍;(二)构建服务于“走出去”战略的税收法律体系,制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税收基本法》及配套《实施细则》等,使企业“走出去”有法可依;(三)加强国际合作,修订税收协定。及时修订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订的税收协定,根据新的经济关系适时调整某些协定内容,使协定内容更加符合国家利益需求;建立完备的税收抵免制度和全方位的税收饶让,建议采用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年限区别抵免制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5年内采用免税法,5年后采用综合限额抵免法;(四)统筹规划税收优惠制度。重点体现国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引导和产业引导等意志,同时建立对外准备金制度提高企业抗风险生存能力;(五)加强监管,加大反避税力度。首先要加强征管,强化税源管理;其次要积极应对国际避税,开始措施得力的反避税措施。作者认为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研究角度的创新。尽管国内对资本流动的研究很多,但是将税收作为影响资本流动的一个专业因素的研究不多,而研究税收环境对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论文更少。本文以税收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分析为基础,重点分析了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内国际税收环境,对我国税收政策调整方向给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