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相对平等的时候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是基督教在中国得以生根发芽的重要开拓者,他也是第一位把四书五经翻译成西文的西方学者。可以说,利氏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集大成者。　　 本文在研读利玛窦中文著作,尤其是《天主实义》的第二篇《解释世人错认天主》及相关儒家古典文献的基础上,围绕二者中涉及到万物本原的地方,通过比较其异同,分析了利氏向中土儒士诠释“天主”本质时的策略选择,并探讨了策略背后的成因。　　 本文主要结论有三:一、利氏在没有清楚解释其对佛道“空无”观念的认识的情况下,判定佛道之说的“空无”与天主教宣扬的“天主实有”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因而他以贵贱的评价标准,斥“空无”的低贱,而天主则“贵莫尚焉”,从而割断了天主教与佛道二教的关系。然而,在中国的哲学中是从来不用贵贱来评价万物本原的地位的。可见,对于有碍传教的观念,利氏采取的是彻底批判策略。　　 二、“太极”在中国先秦典籍中是指宇宙天地至高至极,也是生天地万物的本原。面对新儒家的理论,利氏对“太极”(或“理”)的万物本原地位表现出既抗争又妥协的态度,表现为一方面承认太极是原动物质,另一方面又强调太极不是实体;在大多数的场合强调太极的依赖性,而在某些场合则妥协地同意太极就是上帝。　　 三、对于有利传教的观念,利氏称其与天主教本质相同。利氏来到中国后,意识到传统儒家的力量之强大。在研究古经的时候,发现“上帝’’一词含有意志神的意味,与“天主”的观念几乎无异。因而机智地对“上帝”一词进行天主教的解读,得出“吾国天主,乃华言上帝”的结论,从而找到了天儒融合的支点。然而,在涉及到“上帝”的古经文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到郊社之礼、天地阴阳等问题。为了迎合天主教一神论的观念,利氏有意识地利用中国人“省文”的习惯,把郊社之礼解读为单纯的祭天;利用贵贱的分界,把原本带有和谐意念的“天地”一词,分解为至尊的天与至卑的地。　　 此外,本文还简略分析了中土儒士对“天主”本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