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中,有无数令人骄傲的光辉业绩,也有不少使人难以释怀的曲折坎坷。众多历史人物在该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杨献珍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发表了独到见解,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理论探索的人生道路上,杨献珍虽历经曲折,但矢志不渝。求学期间,他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过国民大革命的考验后,他加入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关押七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杨献珍担任狱中党支部学习干事。他翻译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刊作为学习资料,把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变成了学习革命理论、培养干部的狱中红色党校。出狱后,他在抗战烽火中成长为党校教育家。他注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在三大哲学论战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从1959年起,杨献珍屡遭批判,降职免职,关押流放,直到1978年平反。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刻,他也没有放弃思考和抗争,实现了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的誓言。杨献珍重视研究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人们在思想领域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过渡时期国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争论中,他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总和构成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杨献珍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他坚持群众史观,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崇拜。他揭示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认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杨献珍从实践中认识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党和国家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学习唯物主义要紧紧围绕哲学基本问题展开。他提出,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他认为,党员干部要以唯物主义作为认识的工具,坚持唯物主义就是坚持党性。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中,他区分两种不同范畴的同一性,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揭露了该命题的唯心主义实质。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不能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概括。杨献珍在学习列宁的《哲学笔记》时认识到,“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和“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两种说法。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他在中国哲学著作中找到了类似的表达。他提出,“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达方式。不幸的是,他的观点被视为反对党的领袖而遭受公开批判。杨献珍长期坚守在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阵地上。他言传身教,把大批学员培养成为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工作作风的领导干部。杨献珍在教学中形成了丰富的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他认为,理论与实际联系是唯一正确的学习方法。他提出,党校教学要坚持“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十六字方针。他为党的十部教育事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作出了积极贡献。杨献珍坚定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研究、深刻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运用理论分析社会现实,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表现出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理论品质。他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翘楚。杨献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启迪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