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起源”是从唐迄今不断讨论的命题，但众说纷纭，未臻定论。 唐五代少数文人的作品中己涉及到词体之来源在“民甿”的观点，但还未构成一种学说。“词之起源”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学术色彩的命题，始于宋代。从宋迄清，相关论述可归结为三条路线、三种观点，即基于文体考辨的“长短句”源流说、基于声诗乐、辞关系的“声诗变词”说与“胡乐入华而词生”说。其中，以“声诗变词”说论者最多，影响最大。二十世纪相关论述仍不出前人范围，所不同的是，“胡乐入华而词生”说影响日盛，成为二十世纪“词之起源”的主流观点，并由之衍生出了“燕乐生词”说。“词出民间”说逐渐受到重视，惜缺乏详实有力的论证资料。 反思历代“词之起源”诸种观点，皆有得有失。其中既包含许多有用的信息，给我们提供了众多启示，本身又存在不足与失误之处。它们都可谓是词体的成因之一，但我们却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其是词体的主要成因。故而，我们仍然需要对词体之发生作进一步的思考。 在中国诗歌韵文体中一直存在一个“杂言歌辞统绪”。不同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杂言歌辞的语文形式与内在“音乐构成”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首先，就杂言歌辞语文形式而言，先秦时代的杂言歌辞通常以通篇多四言句，个中偶夹杂言字句为主要特征；汉魏六朝杂言歌辞的特征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字数不同的齐言完句构成长短句，二是由形式相同的杂言完句构成整齐化的长短句。总观先唐杂言歌辞之语文形式，皆有一定的规律性。其次，就杂言歌辞内在“音乐构成”而言，主要体现在语读步节上。先唐杂言歌辞之偶言句一般由数个双字语步的单一重复构成，而奇言句则一般由双字语步与复合性步节共同构成。 然而，唐代的敦煌民间曲子词在语文形式与语读构成两方面与先唐杂言歌辞皆不同。首先，敦煌民间曲子词在形式上是“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的，无法找出其“杂”的内在规律性。其次，敦煌民间曲子词在语读构造上亦大量出现与先唐杂言歌辞完全相反的组合方式。因此，从中我们推论，词体，是古代“杂言歌辞统绪”发展到隋唐时代的一个新兴样式，其最早发生在唐代的敦煌民间曲子词。而且，更进一步地，从语文形式与语读构成两方面比较宋文人词、唐五代文人词以及敦煌民间曲子词，即可发现，文人词体的“源头”亦在敦煌民间曲子词。 隋唐时期，民间词通过各种传唱途径扩散到了教坊、市井、秦楼楚馆，引起文人的注意，促进了文人词体的兴起。文人词体的兴盛，则与唐末五代社会的黑暗、动乱，南北方文人命运的悬殊，北方文人的大量南迁，以及当时文人普遍地醉入花间、耽于酒色有密切关系。文人词体的完型化有一个逐渐的历史过程。概言之，中晚唐文人启其端倪，五代文人扩而大之，宋文人终而成之。从唐至宋，当大量不懂音律的文人涌现于词坛，他们填词时为“合乐可歌”，而从依“曲调”填词转向大量倚“字声”填词时，词体就逐步走上了完型化、律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