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青作家笔下,长子形象构成了一个具有重要文化内涵的形象序列。其中典型如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白孝文、鹿兆鹏、黑娃,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李佩甫《城的灯》中的冯家昌,李锐《银城故事》中的刘兰亭等,既反映了时代的典型特色,也内蕴着作者的文化抉择。文革之后,知青作家面临着信仰重建的内部危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物化价值观又进一步加深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加之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所带来的多元文化的碰撞,知青一代在精神文化上处于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抉择时刻。他们以作家之眼重新梳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长子形象便承载着他们的这一思考,成为了代表传统和现代之矛盾的一种能指符号。根据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不同,当代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可分为“守成建设者”、“恶逆破坏者”和“去而复返者”三种类型。以白嘉轩、隋抱朴为代表的“守成建设者”呈现出文化守成、仁义忠厚和隐忍求全的特征;以白孝文、鹿兆鹏和冯家昌为代表的“恶逆破坏者”具有反叛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反叛特质;以黑娃和刘兰亭为代表的“去而复返者”则先于青年期“出走”,后又从政治、家庭和文化三个方面完成了自觉回归。知青作家视域下的长子形象与现代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相比,呈现出“悲壮性”“颠覆性”和“复合性”的新质。“守成建设者”的悲壮性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人生价值的书写两个方面。“恶逆破坏者”的颠覆性则从形式上的长幼身份互置和内容上的彻底反叛来体现。“去而复返者”的复合性在形式上表现出“合三为一”的身份特质,在人物内涵上具有古今相融的文化价值。在极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催生出人类新的恐慌时,陈忠实和李佩甫依然抱有对土地无限的眷恋。李锐则保持生命意识的绝对清醒和独立。而张炜主张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出口。知青笔下的长子形象继承了“五四”以来家族小说中伯仲形象的精神内核,也是“共和之子”几种文化选择的高度概括,亦是知青作家生命体验的具象化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