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的早期作品多描写特色鲜明的坝上乡村生活,作者也因此以乡土小说家的身份进入当代文学研究视野。但自《婚姻穴位》之后,他开始将审美视角伸向城市,并籍此挖掘新的创作资源,展开新的文学想象,构建起自己城市小说创作的新领域。在城市小说创作中,胡学文依然坚持着关注底层、关注普通人的审美选择,这使他的城市小说和乡土小说之间,保持着一种相通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新的审美经验,作家笔下有了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思考,概括来说,城市“眩晕症”成为胡学文城市小说的情感内核。相对于乡村生活和农耕文明,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在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袒露出工业化生产和物质财富堆积之下的人性变异和扭曲。物的强大诱惑带来精神的迷失,传统的道德律令又让他们陷入两难境地,谎言、欺骗流行,虚荣、浮躁泛滥,成功的渴望面对着阶层固化的壁垒,人与人缺乏有效的沟通却又渴望信任与真实以至遭遇强烈的孤独体验,貌似偶然的神秘力量反复宣告着个体反抗的无力,使得本该彰显的自我价值走向式微。凡此种种,行为、情感与心理上的城市病症候,在胡学文的城市小说中一一得到呈现。城市生活的新体验引发了胡学文叙事策略的倾斜与嬗变,呈现出新的审美表达。作家在创作中以荒诞化的形式将事物溢出常态,引出更微妙的人物关系和人性内涵,并置结构的使用串联起人物的生活全景,而悬念和隐喻形式的勾勒同样引发读者对事物复杂性的思考,多样化的叙事艺术反作用于城市的生存情感,将眩晕状态的城市人生更清晰、生动地呈现出来。“眩晕”的城市经验和承接情感变化的叙事策略双重叠加,改变了胡学文作为乡土作家的创作定位,也承担起作家理解和表达城市经验的任务。除此之外,胡学文城市小说创作中也隐含着一种犹豫和徘徊。熟悉的乡村文化背景,为胡学文的城市观察思考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但也让他对城市病症候更为敏感,忽略了城市化进程中人的机遇和可能性;观念视角的介入固然助推了作品的形而上色彩和批判力度,却也易于造成审美的缺失。总之,胡学文的城市小说既有新的选择,也保持着作家个人的坚守;有突破,也有局限。甚至可以说,突破点也恰是瓶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