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内容力求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出发,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去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特别是探索我国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论之间的传承与联系,夯实它的学理基础,从而将长期以来聚焦于政府体系的研究视角,拓展到政府-市场-社会这个更宏观的国家层面。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源于制度创新,新一轮制度创新的核心是“国家治理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思想制高点就是国家治理创新,现代化治理观是理论创新的方向,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是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维度分析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国家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治理理论”三大理论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的“圈层结构”理论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可以按照功能类别和重要程度,细分为文化价值体系、制度规则体系和技术工具体系三个圈层。现代国家的主体结构可以划分为政府、市场与社会,它们分别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制度、组织和治理机制构成。在新历史时期,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的内涵在当代中国日益丰富,除了统治和管理这一基本职能外,更加强调国家制度的契约精神,更加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更加强调“元治理”和“多中心社会”。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治理是一个比较模糊、具有广泛意义的概念。“治理”可以是一种“制度安排”,“治理”也可以是一种“组织”,“治理”还可以是一种“管理机制”。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来研究治理问题。组织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实现有效治理,有效治理离不开组织创新。委托代理模型本来设计用来分析私人缔约当事人,例如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但是它也被用来模拟官员和公共机构,可以用来分析政府和公共部门组织的治理问题。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市场治理模型包括:投票制度、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府官僚制度和宪政的经济分析。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标志着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主导了国家治理的历史方向,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转型国家和拉美国家的“失败试验”表明,21世纪的国家治理、特别是发展型国家的国家治理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从实践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和改革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从一元到多元,由国家和政府逐步向市场和社会放权的过程。我国的国家治理改革也在走一条渐进式的发展道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了理想模式和现实路径之间有很大差距。国家治理告别斯大林模式,确立新权威模式后,正面临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新战略转换期。着眼于未来,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要有来自于传统的历史继承性,也要有来自于国际社会和全球化时代的新治理元素。毫无疑问,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会退回“大一统体制”,只能是以“弱”三元结构为立足点稳扎稳打地进一步深化改革,包括重塑制度价值体系,警惕发展型国家陷阱和确立强社会-强国家-强政府的三强模式。为此,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