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戏剧处女作《雷雨》发表于1934年,文坛最开始对《雷雨》的反应甚是寂寥。而1935年在日本被成功搬上话剧舞台后,却在抗战前短短两三年时间内,成为了中国话剧舞台上的经典,也确立了曹禺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崇高地位。究其原因,除了《雷雨》剧本本身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外,还与抗战前《雷雨》精彩的舞台演绎和多样的接受批评紧密关联。《雷雨》自1935年在日本东京首演引起文坛注意后,接着又在天津、上海等地先后上演,经过孤松剧社、复旦剧社、中国旅行剧社等剧团的精彩演绎而初步确立其经典地位。本文通过对戏剧史料的大量挖掘、梳理和分析,试图部分还原抗战前《雷雨》演出、批评及接受的现场,并更进一步厘清当时《雷雨》批评接受中的歧义与论争,为今天重新认识《雷雨》的经典性意义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由绪论、主体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其中主体分为两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论文选题的依据和意义。从演出和接受的角度来研究话剧《雷雨》,对于挖掘《雷雨》一剧的审美价值和研究其舞台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抗战前”作为研究的时间节点,主要是出于《雷雨》评价接受和经典性初步确立的考虑,另外,目前该领域学界研究的不充分,也是本论文的重要考虑。主体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抗战前《雷雨》在东京、天津、上海等地舞台演出情况的梳理,重点还原东京的中华话剧同好会、天津的孤松剧社、上海的复旦剧社以及中国旅行剧社、中国戏剧协会等话剧团体从各自不同理解和把握出发,对《雷雨》所作的不同演绎。《大公报》《益世报》《申报》等报刊大量的宣传广告、及时的跟踪报道和引发的批评论争等,共同促成了《雷雨》一剧的轰动。中华话剧同好会在东京演出的《雷雨》是其真正意义上的首演,引起了文坛的广泛注意。孤松剧团和中国旅行剧团在天津演出的《雷雨》,促进了《雷雨》一剧在国内的传播,吸引了传统旧剧中的大量观众,培养了现代话剧观众的审美情趣,掀起了现代话剧的演剧热潮。复旦剧社和中国旅行剧团在上海演出的《雷雨》,推动了《雷雨》在市民大众中的传播,尤其是中旅的演出,让《雷雨》一剧名扬全国。抗战前各剧团的演出推动了《雷雨》一剧的传播,同时,其剧本改编方式和舞台呈现模式也影响到了《雷雨》在抗战前的接受。主体的第二部分,通过对《雷雨》一剧的相关当事人(曹禺本人、导演、演员)、普通观众、专业读者(批评家)等的评论文章和回忆文字的研读,更进一步呈现《雷雨》创作、传播和接受中的歧义,并对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作一定的探讨。在抗战前,接受者们或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对《雷雨》进行评判,将其视为家庭伦理剧;或是从社会阶级的角度分析,将其视为阶级斗争剧。但曹禺自身却把《雷雨》视为“一首诗”。本章将不同视角下的《雷雨》进行归纳,与中国抗战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相映照,探究不同接受视角产生的原因。指出剧团演出、媒体宣传、批评论争在《雷雨》的传播和接受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折射出《雷雨》丰富的文本内涵。结语部分在对全文总结的基础上,重申了抗战前《雷雨》的演出和接受对其经典地位初步确立的推动作用,并强调了抗战前后《雷雨》批评接受的承续性和关联性问题。最后,进一步指出抗战前《雷雨》的演出与接受之于《雷雨》传播实践及批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