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异质文化相遇时，从文化摩擦到文化认同，再到文化融合，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不同文化圈、异质文化之间，有其相容性和不相容性两种性质存在。一般来说不同文化圈之间对于科学文化的相容性大于不相容性，因此其传通和交流也就相对容易，医疗文化亦是如此。因而，无论是明末清初时的天主教传教士，还是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面对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时，都将医学作为其拓展传教空间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就带来基督教医疗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尽管这两个时期来华的传教士都涉足了中西医学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但是他们在各自切入的方式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却是有所不同。本文从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入手，探讨了基督教传教士在行医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发生的竞争、调适以及对中国医疗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第一部分，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医疗活动进行系统的梳理。明末清初时，其医疗活动多限于传教士个体的行为;19世纪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的医疗事业在中国得到迅速的发展。　　第二部分，集中探讨了明末清初基督教与中国本土宗教文化在医疗领域的相遇。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曾有过疾病是魔鬼附体的看法，在疾病的解释中加入了种种神秘的因素，这就为宗教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我国本土的宗教文化均介入到医疗活动之中，明末清初天主教正是通过将疾病的起因解释成是魔鬼作祟，进而通过夸大耶稣像、十字架、圣水等在驱除魔鬼、去除疾病方面的神奇作用，与中国本土宗教文化在民间医疗领域展开竞争。　　第三部分，探讨了19世纪以来基督教所传播的西方近代医疗文化，在中国传统医疗体制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作用。不同于明末清初，这一时期，基督教所传播的医疗文化，主要是指近代先进的西医学，它既包括西方近代技术即器物层面的文化，也包括西医背后制度层面的文化以及由西医体现出来的西方精神文明、伦理道德。传教士在客观上把西方的医疗技术、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制度等传入中国，为晚清以来中国医疗体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模板和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近代中国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并引发了中国社会在制度，以及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方面的深刻变革。　　结论:基督教传教士藉医传教，“医”为手段，“教”为目的，但最终为中国社会接受的却是“医”。他们在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还带来了包括医学在内的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与知识，中国医学开始了其早期的现代化进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传教士们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促进了中国医学的早期现代化。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就传教士个人职能而言，其更多履行的是传播福音的功能。而救死扶伤的责任，则由学成归来的中国医学留学生和本地培养的西医师开始更多地承担起来，中国医学的现代化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