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高效性不仅对企业实现自身发展战略至关重要,还能够提升社会经济发展确定性。自2008年起至2014年,我国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自评报告）披露要求经历了由自愿转为逐步强制再到全部强制披露三个阶段。相比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缺陷披露重要性不加限制是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特点对我国自评报告的信息含量有没有影响?即是否有必要披露非重大缺陷?如果有影响又会有什么影响?其影响产生的机理又是什么?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有效市场假说和首因效应理论等分析非重大缺陷披露对自评报告信息含量的影响,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说等理论研究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评价人员制定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是否影响非重大缺陷披露的信息含量,提出假设并进行实证分析。以2015-2020连续六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为基础,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研究非重大缺陷的披露对自评报告信息含量的影响,以及内控缺陷认定标准严宽度这一划分缺陷类型的基础工作对单独披露非重大缺陷与自评报告信息含量的调节效应,并基于外部环境视角,研究分析师关注和投资者关注对上述关系的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与没有披露任何缺陷的自评报告相比,单独披露非重大缺陷的自评报告更具信息含量;与仅披露重大缺陷的自评报告相比,既披露重大缺陷又披露非重大缺陷的自评报告没有实质的信息含量差异,披露重大缺陷的自评报告同时披露非重大缺陷不会产生影响重大的额外增量信息;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越宽松,与不披露任何缺陷相比,单独披露非重大缺陷的自评报告拥有的信息含量越丰富。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分析师关注度高和投资者关注度高的情况下,与不披露任何缺陷相比,单独披露非重大缺陷的自评报告更加决策有用,拥有更为丰富的信息含量。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已有文献笼统的研究披露内控缺陷、单独披露重大缺陷或者研究披露非财报缺陷信息等经济后果不同,本文研究非重大缺陷披露对自评报告信息含量的影响,深化了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性研究;第二,从划分重大缺陷与非重大缺陷的基础工作——内控缺陷认定标准严宽度的视角,研究单独披露非重大缺陷对自评报告信息含量的影响,揭示了非重大缺陷披露影响自评报告信息含量的内在逻辑;第三,基于外部环境视角,研究分析师关注和投资者关注对单独披露非重大缺陷与自评报告信息含量相互关系的影响,深化了不同情境下非重大缺陷披露对自评报告信息含量影响的认识,丰富了分析师关注和投资者关注的后果影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