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教育讲演所为北洋时期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其宗旨是开启民智,使一般人民养成国民资格。1915年后,各地公立讲演所的涌现可以被看作是北洋政府建立现代国民意识尝试的一部分。吉林全省通俗讲演所建设始于1916年,至1922年已初具规模,1928年民众教育馆模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各县立讲演所逐步为这一更具综合性的社会教育机构取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吉林全境沦陷,部分通俗讲演机关虽得以保留,但已发生本质性改变,成为奴化教育的工具。尽管在清末民初的民众启蒙运动浪潮中,来自民间社会的自发力量厥功至伟,但政府仍是通俗讲演活动的主导者。中央政府提出倡议和规划蓝图,地方政府则负责管理讲演所日常事务并提供运营经费。规模较大的讲演所管理者及职员多属学界人士,吸纳了一批对民众启蒙运动颇具热诚和经验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基层通俗讲演所的组织结构通常相当简洁,运作成本也极其低廉,并未出现官僚机构扩张的弊病。通俗讲演素材主要由官方提供,讲员根据实际情况对内容进行再加工,或增加受众熟悉的事例,或将措辞进一步通俗化。政府对通俗讲演活动的定位是通过普及自然和社会常识,使民众具备普通智识,以爱国主义热诚激励民众,增强其对国家主义的认同感,一言以蔽之,将普通民众变为符合现代国家要求的国民。讲演员关心的问题则更加情绪化,当他们关注的话题得到官方支持或认可时,相关内容就会在短时间内成为通俗讲演的主要题材之一,而影响讲员兴趣的因素很多,受教育背景、时事热点转移甚至某一时期的个人经历都可能左右讲员的选择。在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中,讲员实际上扮演了“守门人”角色,他们根据自己对信息的理解,综合考虑听众接受能力、当前时事热点等因素,筛选并重组官方素材,讲演员的价值观、喜好、思考方式等都融入演讲材料,对官方塑造现代国民意识的尝试产生深刻影响。由底层知识分子构成的讲员群体既区别于精英知识阶层,又不同于普通民众,他们大多接受过传统的中学教育和粗浅的新学训练,初通文墨,关心时事,却上进无望。对很多人而言,从事收入微薄、条件艰苦的讲员工作是无奈的选择,一旦出现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便会离职他就,这也导致讲演所职员群体缺乏稳定性。讲员的文化立场趋于保守,缺乏足够的科学素养,并深受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影响,与普通民众的隔阂感较强。他们忠实地传达了官方意识形态,但在调和中西方文化矛盾时往往力不从心。尽管官方尝试将通俗教育讲演所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基层社会的代表,但由地方财政支持的公立讲演所面临讲员素质参差不齐,讲演内容陈旧,基础设施匮乏,运营经费紧张等诸多问题,无力承担庞杂的社会教育职能,国家意识形态自身的矛盾性更使官方主导的民众启蒙运动陷入困境。通俗教育运动的主导者对民众能力缺乏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他们倾向于直接要求民众遵守严密的行为规范准则,而不愿等待现代文明的基本元素在基层社会中逐步发育成熟。实际上,官方和讲员群体对于民众启蒙运动的认识都未突破传统的教化活动的范畴,以前现代社会的民众教育思想指导启蒙运动,将掺杂大量保守文化因素的所谓国民意识形态向下层社会输入,这些努力本身很难实现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