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语被视为语言的精华。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反过来可以很好地反映这个文化。由于习语形式精简短小、寓意丰富、形象生动,被世界上许多民族所喜爱,并广泛使用。对翻译者而言,当源语言与目的语之间享有意义相同或相似的习语时,翻译工作将会较为简单。与此相反的是,习语浓厚的民族色彩和独特的文化寓意,会导致源语言和目的语之间的翻译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学者和翻译理论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来寻找最有效的翻译策略。长久以来,文化翻译中应以归化为主还是异化为主这一问题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前者以目的语为重点,强调目的语读者容易接受的通顺的表达方法；而后者则以源语言文化为重点,强调原作品的风格特点的保留。《红楼梦》是我国最伟大的古典小说之一。它为人们展现了一幅极为广阔而生动的封建社会生活全景。同时,它以精湛的语言艺术为人们所熟知。本书包含了大量的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习语。从19世纪至今,《红楼梦》被译成许多不同版本,其中包括多种外语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本文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英译本和一些蒙古族译者(钦达木尼、吉达、丹森尼玛、赛音巴雅尔、丁尔甲和旺吉勒)所译的蒙译本为例,从文化的视角对中—英和蒙—英习语翻译进行了比较研究。笔者以劳伦斯·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理论为理论支撑,对《红楼梦》蒙、英两种译本的中—英和蒙—英习语翻译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同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由于归化和异化各有其优缺点,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根据翻译目的去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译者应该在这两个方法之间找到平衡点,以达到最为有效的习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