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起步到繁荣之后,经济发展步伐开始放缓,经济增长由高速发展转为中高速发展,中国正式进入“新常态”。同时,我国产业结构得到显著优化,经济贡献由农业、工业到服务业不断转移,越来越接近世界先进产业结构水平。能源是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结构的变动牵引着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的变动,二者息息相关。本文立足于前人的研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索产业结构对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情况,主要内容如下:首先为能源效率测算部分。选取2006-2015年我国省际样本数据,先使用带有非期望产出的SBM超效率模型,计算30个省市(除西藏)的能源超效率值,后使用Bootstrap-DEA模型消除单样本误差,再引入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解能源效率。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显著高于其他三大地区(中部、西部、东北部),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水平最低,我国平均能源效率接近中部水平。Bootstrap调整幅度显示在2013年之后,我国的能源效率趋于稳定,各地区差异也在不断缩小。能源效率的ML指数平均为1.081,能源效率增长率约为8.1%。能源效率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率,其平均增长率为7.4%;而技术效率变化仅为0.6%。其次是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衡量。借鉴前人的研究,利用产业结构调整质量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衡量考察期内各省市的产业结构变化,并使用耦合度模型判断产业结构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各省市的产业结构调整质量在10年内上升达3倍以上。东部和中部相对较高、西部居中、东北最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存在明显的周期性,且周期大致为3年。在周期变化中,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上涨下跌情况明显,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变化幅度较小。耦合模型的结果显示,产业调整滞后主要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东北部重工业地区,能源效率滞后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同步型则主要处于西部地区。在协调程度方面,我国基本处于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之间,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主要处于中度协调阶段,东部和中部处于高度协调阶段;在耦合阶段方面,我国四大地区均处于磨合阶段,产业调整与能源效率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接着是对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使用Moran’s I指数和Moran散点图考察空间相关性,并通过豪斯曼检验和极大似然值选择最优空间计量模型,评估影响因素体系。结果显示,空间杜宾模型为拟合结果较优模型,其中:进口依存度的总效应为正,产业结构调整幅度、能源使用量占比、外商投资以及能源价格存在负的总效应;在对总效应作分解后,产业结构调整质量、电力使用量占一次能源比重以及进口依存度对能源效率具有正的直接效应;能源价格和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不存在直接效应、但存在负的间接效应;煤炭使用量占一次能源比重以及外商投资存在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政府干预既不存在直接效应,也不存在间接效应。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显示,产业结构调整质量的系数分布呈现出南北格局;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呈现东、西部差异;政府干预往往被认为是对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举措,过多的政府干预对能源效率起到抑制作用;我国大部分省市的能源效率与能源价格呈现负相关,但是我国一些能源大省,则在能源价格上涨时,能源效率提升;煤炭使用量下降,电力使用量上升会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进口依存度对我国大部分省市的能源效率起到提升作用;外商投资呈现南北分布,外商投资会引起北方省市能源效率下降,引起南方大部分省市能源效率上升。最后,根据空间杜宾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结果,提出改善能源效率的四点建议:抓住关键因素,推进产业调整;发展先进技术,引用新型能源;放开市场经济,维稳能源价格;坚持对外开放,鼓励外商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