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的快速发展,让信息已然成为新时代的“石油”,个人信息的资源价值也被不断挖掘,它不再被视为一种单纯的人格权,还具有可被利用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无论是政府的政务管理还是企业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对个人信息收集与利用。但与此同时,个人信息面临的安全风险不断升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事件频发,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更是给个人信息权保护带来新的挑战,社交媒体上总能看到确诊患者或武汉返乡人员的个人信息被疯狂转发现象,这不仅打扰疫情中信息主体的个人生活安宁,更有甚者将非法收集的个人信息用于犯罪领域,既侵害个人信息权又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时代在发展,法律的更新也应跟上时代的步伐,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对个人信息保护制定了专门法并伴随技术的更迭同步完善,我国对于个人信息保护采用的是分散立法的模式,迄今为止迟迟没有专门的法律出台,个人信息权的性质在我国法律规范层面还是模糊的,基于不同的规范视角,可能得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利属性结论。个人信息权是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保障,以此次新冠肺炎为实例,为规制疫情防控背景下个人信息侵权行为,我们急需梳理立法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大数据时代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展开研究,本文一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疫情背景下个人信息权的概述。这个部分主要介绍三大内容:首先,厘清个人信息、个人数据、个人隐私三者之间的概念区别及内在关系,个人信息范围最大,个人数据与个人隐私都是个人信息的组成部分;其次,讨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属性,学术界中典型的代表学说有隐私权说、人格权说、财产权说和综合权利说,笔者倾向于综合权利说,认为将个人信息权界定为一项综合权利更加贴切;第三,分析疫情中个人信息的突出特征,疫情中的个人信息特征与正常时期相比,呈现高度私密性和法益综合性。第二部分,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定位。个人信息权是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权利基础,在《民法典》中,法律条文的位置、权利种属的冲突、人格权的对世性都使个人信息权能否归入民事权利产生纠结;《宪法》中的人权条款和个人尊严条款,可以为个人信息权的界定为宪法性权利提供依据,个人信息权是一项新型综合性权利,公法与私法的保护同等重要,要转换只将个人信息权局限于某一部门法的理念。第三部分,疫情防控中存在的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类型与法治短板。列举新冠疫情中常见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常见行为类型,主要有非法收集个人信息、擅自泄露个人信息、非法公开、买卖个人信息及非法利用个人信息。这些侵权行为表现形式暴露了我国在个人信息权保护上存在的法治短板:民事私法领域,受传统隐私权保护模式的影响,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通常以事后救济为主,不能有效调动个体维权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侵权归责原则有待改进,大范围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实质上并不能对个人信息权起到保护作用;行政规制上,公共利益成为信息收集主体的“保护伞”,个人信息公开的内容缺乏去标识性,对个人数据的监管不力;刑法规范中,个人信息犯罪适用过窄,入罪标准过高,促使很多信息犯罪游离在刑法体系之外,而且刑罚多缓刑,徒刑适用较少,处罚力度有待提升。除此之外,其他法律规范对疫情中的个人信息权保护几乎没有规定,或者不具有法律效力,只能起参考价值。第四部分,疫情中个人信息权综合法律保护模式的构建。大致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推进:第一,疫情中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信息时要严格遵循最小范围收集原则、用途合目的性原则、信息安全保护原则;第二,确立个人信息权的宪法性地位,基本权利属性的确认是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起点;第三,民法层面要改善救济措施,促进民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衔接,根据不同的侵权主体,确定多元的归责原则;第四,对行政层面的规则进行精细化调整,明晰收集个人信息的公益目的、建立信息处理的匿名化标准和细化监管措施;第五,刑事层面要减少非法获取信息的条数及获利金额,降低个人信息犯罪入罪标准,减少或慎用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