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在以“利玛窦规矩”为主的适应策略的影响下,传教士除了用教会正统神学向国人证明上帝的存在外,更因国人的实用理性精神与阿奎那用自然神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两方面存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努力发扬基督教神学对希腊哲学的诠释传统,秉持修正或驳斥的立场积极展开对儒学的调适与发明以向士大夫证明上帝的存在。对于明末清初天主教上帝存在问题的研究,其展开将以蒂利希宗教哲学两种类型的划分为隐性观照平台,重点探寻中西思想交汇下传教士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以及证明所带来的神学和儒家思想的调和,期许藉此能为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及当下汉语神学的发展提供一新的思考视阈。研究分为证明与修正、神名与证明、天学与证明三部分,它们既有机相连,又各有侧重。上篇看传教士如何在中文教理书中证明上帝的存在,不仅看他们如何中规中矩使用天主教的正统神学来给出证明,更要析究他们如何对奥古斯丁神学和阿奎那神学中上帝存在的证明做出各有偏重的取舍；不仅看他们如何藉奥古斯丁本体论的证明来修正与调和孟子之学,更要藉蒂里希的两种类型的证明与牟宗三对宋明理学的判教来析究传教士利用奥古斯丁“心学”意义上的证明对孟子的良知良能说的诠释。牟宗三融合康德哲学与孔孟陆王的心学,以中国哲学以与康德哲学互相诠释的做法,正如数百年前利玛窦用奥古斯丁普遍认可的论证来与孟子的良知良能说互相诠释并提出“良能说”的道德论证。中篇讨论传统意义上的神名与上帝存在的证明间的关联。明清天主教的“帝天说”引起了儒家的天论和基督教上帝论之间的砥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帝天主论”与其说是译名问题,不如说是证明问题,是传教士藉先秦古经中的“帝”、“天”崇拜的主宰、人格含蕴来推证上帝中国古已有之的问题,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汉语神学。“帝”与至上神当然不同,但传教士的知识背景既是基督教神学对古希腊哲学的诠释传统,其所借重者正是“六经注我”之法与“得鱼忘筌”之意。明末"Deus"的“大父母”说法是天主教当时提出的影响较为广泛的神名之一,儒家“大父母”思想肇端于易经,滥觞于理学的乾父坤母的宇宙论,而天主教传统中往往强调“父”,也有崇拜圣母的传统,两者之间的契合使传教士和儒家基督徒提出“大父母”神名。这是从自身信仰和传统的应然推理出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另外,“大父母”说法也是一种借喻,此种“策略性”的手段,耶稣会传教士们用来最为娴熟。其背后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儒家的大父母强调生而化有万物,天主教的天主是从虚无中创造万物,这是儒耶“大父母”思想之最大的不同。此外,阿奎那在论证上帝存在时使用了宇宙论证明,“大父母”神名实际上也暗含着一种宇宙论的逻辑推理在里面：每个人都有父母,再往上推,就会有一个超越个体的共有的父母,即上帝。下篇讨论“天学”与证明问题。首先对“天学”定义做一分疏,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明末语境中“实学”或“天文历算之学”此一层涵义上面。在明末,儒家基督徒认识并接受上帝的存在有两种进路：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用天文历算之学把“天”与“主”联系在一起,这是一条由“天学”进到“神学”的道路；而杨廷筠等人注重从心性论的探讨、从超世与超性的对鉴中寻找上帝,这是一条由“心学”进到“神学”的道路。这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蒂里希两种类型思想的影子。以此观之,儒家的天论从纵贯角度来看也未尚不存在两种诠释类型：先秦的主宰人格神与宋明理学中的天理本体范畴。传教士之东来,激发起思想界对“天学”的热烈讨论。狭义上的中西“天学”即指中西天文历算之学,两者遭逢后引致的“历法之争”与“康熙历狱”,也因中西天文学具有不同的“通天’”、“通神”的政治甚至形上意义,而使争论早已超出中西历法疏密优劣之先进性的比较层面而臻抵思想史的世界。从此一角度言,“历法之争”也应划归于“礼仪之争”的范畴。明清鼎革之际,中西天算之学分别具有为“王权”和“神权”服务的不同性质。两者间的契合与差异以及耶稣会士通过“天学”来证明上帝存在的努力主要体现在策略和目的两个方面。策略上,职掌钦天监的汤若望及南怀仁迫于不宦誓约及教皇视星占术数为迷信的圣谕两方面压力,有意淡漠选择术乃天道始基、天垂吉凶的传统形上解释,强将其降格释为只不过是具有尊古及教化作用的风俗习惯。如此以来,就通过“祛魅”手段消解了中国星占学的“通天”功能,为天主教“通神”铺平了道路。目的上,耶稣会士还通过翻译绍介西方天文宇宙学著作,从当时中西天算之学的交汇点“藉通天以通神”入手来推导天主的存在,惟中方是为通“天”,是为政治和王权服务,耶稣会士所代表的天文学是为通“神”,是为教会和神权服务。这里的“天”是中国传统下的“事天”、“敬天”、“祭天”之天,“神”是天主教的至上神上帝。以李之藻协助傅汎际翻译亚里士多德《天论》而成的《寰有诠》为例,其主要使用两类方式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一是通过首卷的阿奎那神学尤其是详细的五路证明来直接推证天主的存在,这是一种通过翻译神学经典来让士人阅读理解进而认信的方式。二就是通过其余五卷神学主导下的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来间接推证天主的存在。将阿奎那自然神学的证明中的逻辑链条迁移至天文学的广袤宇宙,其元寰宇、神寰宇、形寰宇、总寰宇、小寰宇的寰宇五义就兼具逻辑与空间的双重链条。在具体的天文历算层面,论文主要以望远镜为个案来进行说明,通过第六章探讨了历局所代表的官方和民间光学技艺家之间的互动,而薄珏其人,实是联通远镜之学由朝到野之流播的枢纽人物。与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以及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引起了西方人观念上的变革相应,薄珏其人其事所代表的“远镜质测之学”也对明清以降受西方实验科学冲击下新认识论的形成有所助益。望远镜及其学问传到民间,王夫之讲论远镜质测之法,方以智认为万历间传入的远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望远镜的应用,还看到各星球间没有“理”与“气”的存在,耶稣会士从对理学认识论的调和与重释中推证上帝的存在,上帝不是与人的认识与世界的物质同一的存在而是更高的存在。伽利略用望远镜来寻找上帝的存在,来华传教士认为上帝的居所正是在“九重天神”(九重天即九大行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