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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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综合合作社(简称综合社)作为提升农民组织化的重要载体,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简称专业社)更具比较优势,在现今过剩时代的再小农合作化趋势下,其发展具有必然性,虽已成为明确的国家三农政策导向,但体系的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且面临困境。本文拟对综合社体系的基础制度和演化路径进行总体性设计,对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和变迁提供一种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主要围绕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展开研究:(一)基于国内外综合社体系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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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综合合作社(简称综合社)作为提升农民组织化的重要载体,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简称专业社)更具比较优势,在现今过剩时代的再小农合作化趋势下,其发展具有必然性,虽已成为明确的国家三农政策导向,但体系的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且面临困境。本文拟对综合社体系的基础制度和演化路径进行总体性设计,对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和变迁提供一种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主要围绕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展开研究:(一)基于国内外综合社体系的产生和演化的客观经验教训,分析综合社各发展阶段的演化规律;(二)论证我国综合社发展的意义和必然性,并对业务设置、产权机制、治理结构等基础制度进行合理性优化;(三)分别对我国农民综合社体系的三种可行的演进路径(自下而上自主发展、中间介入企业领办和自上而下政府主导)进行制度优化建议;(四)对推动我国综合社体系的各主体、整体发展战略、综合社与专业社的关系、政府行为等核心问题进行讨论,形成整体的前瞻性制度设计报告。本研究由九章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通过研究背景中对我国综合社体系现状的分析引出研究问题和意义;其次从综合社研究的经济学视角变迁、概念界定和路径选择三方面进行文献综述;再次,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材料、创新性与不足;最后完成主要研究内容和行文框架的整理。第二章对综合社制度进行理论分析。首先,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农民合作社的经典论述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从综合社的职能机理和制度变迁路径两方面进行制度特性的理论辨析;最后,从综合社的政策收益大于成本的政治逻辑和全球化下再小农合作化的经济逻辑两个维度论证了综合社成立的必然性。第三章从东亚综合农协和集体农庄两方面分析综合社产生演化的经验教训。首先,外部经济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民间传统、政府强制力等是综合社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次,综合社多元业务的拓展需要垄断权益及供销和金融事业的可持续盈利保障,其业务转型受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再次,综合社的民主化进程需要特定的历史机遇和政府的改革决心;最后,需警惕发展中的“过度金融化”、“官僚化”趋势,在提升市场力量的同时密切联系生产者。第四章是在国际经验借鉴的基础上,对综合社的基础制度进行优化设计。在业务设置上,可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涵盖政治、经济、金融和社会的多元事业;在产权机制方面,借鉴“准社员制度”、实行“入社限制、退社自由”、促进资本来源和产权结构多样化;在治理结构方面,需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建立“上官下民”、“自下而上参股,自上而下服务”、政府分级监管的体系架构。第五章针对自下而上自主发展型综合社进行路径探讨。选取当下重要发展趋势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为分析样本,认为其最主要的优势在于迅速整合区域资源并壮大集体经济,劣势在于政经混淆和缺乏资源带来的各类衍生问题。实践中需明晰党政引导与独立民主的边界、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制衡、坚持盈利导向并加强社员服务。在组织设计上,应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有条件的综合社可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将村两委的工作重心转至监管审计和社会事业指导方面。第六章考察企业领办型综合社的模式机理。该路径虽具有合理性与必然性,但存在信用合作业务风险、农民利益联结机制缺乏和社区发展目标不对称等主要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企业需明确自身定位,行使规范者和监督者的责任,辅助村社集体开展信用合作;提出设计一种劳动基础上的“民主企业”改造模式,以实现股权多元化,提升治理效率;合作社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向社会企业转型,关注就业并拉近与社区的距离。第七章研究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综合社的路径特征。选取浙江省“三位一体”的农合联作为样本,从农合联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入手,从组织理论、产权理论和厂商理论三个视角对其经验和问题进行探讨,认为重点存在准政府倾向、失去合作性的隐患。为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应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农民主体性改革方向并实现从联盟性中介到集团化发展的过渡。第八章对综合社体系构建的整体路径进行设计。首先,通过相关主体的分析,应发挥政府的第一“推动者”作用,将村集体和企业视为政策落实的“别动队”,引导农民追随先行者的创新轨迹。其次,提出混合式路径及“大船团”、“互联网+”的发展战略;最后,探讨了综合社发展各阶段的政府行为准则。第九章总结全文研究结论并对综合社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发展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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