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是儒家宝典，都经过孔子之手。然而，六经之中，孔子手著的经书，唯有《春秋》一经。孔子著《春秋》，蕴涵着“微言大义”，而形诸文字的《春秋》却至为简要。孔子口授弟子经义，因时代背景的局限，弟子贤愚的差等，其笔、削、褒、贬和讥讽寓意未必能为所有受教弟子所领悟，加以再传三传的关系，使得《春秋》的内涵和旨意形成了不同的传授派别。据《汉书·艺文志》所录，汉初传《春秋》的有左氏、公羊、谷梁、邹、夹五家，后因邹氏无师，夹氏未著书，不显于世，故传《春秋》而成家的：实只公、谷、左三家，也是后人所习称的《春秋》三传。可见，由于《春秋》口耳相传，一开始就存在言人人殊的现象，传之愈久，失之愈甚。《春秋》原有的旨意部分地失落，一些经文本来没有的意思反倒衍生出来，这两种现象必然导致一个结果：《春秋》之义晦而不明。《公羊传》作为立于学官之学，在经义方面对《春秋》做出了比较具体的解释。因而，研究《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与经文原意之间的距离及甄别传文的具体解说是否符合经义，对于判断《春秋》之义的失落与衍生、恢复和接近《春秋》原义有着重要的意义。汉代大儒董仲舒作为公羊家的代表人物，将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其代表作《春秋繁露》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春秋》的经义。为此，笔者将今本《公羊传》与《春秋繁露》进行了比较。